第1届大梅沙论坛 | 邵宁：国企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编者按：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也是一块“硬骨头”。在过去三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影响了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形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重新点燃了各方深化改革的希望。

2014年11月6日-8日，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在深圳召开，本届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国资委原副主任邵宁在“混合所有制与国企改革”分论坛上发言时，结合自身多年在国资委的工作经验，就此前的国企改革问题和经验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思路和建议。

以下内容是根据邵宁先生的发言整理的，未经本人确认。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混合所有制是一个新概念，但不是新事物，这项改革我们做了二十年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政策上没有任何的障碍，关键是混合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几个方向的需要，这几个方向的需要都要被满足。杨钧先生讲到的北汽集团的案例非常好，这么“混”肯定会对企业的治理、发展有好处，尤其跟德国人来合资，德国人做事一贯非常认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和制衡。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要“混”？因为德国人受了限制，车企合资股比现在上限是50%，所以德国方面不跟你“混”不行。北汽也受到了限制，原来的资产上不了市，所以就想办法跟德国人做股权置换。如果双方都有需要就会一拍即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可以解释的一套市场化的过程。

现在混合所有制被提得这么高，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行政行为。（为什么要混合？）因为，第一双方都有需要才有混的基础，第二双方在文化上还能相互融合，才有可能大家一块来经营这个企业。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融合的过程。如果调子太高，变成一种行政行为——我们的政府容易抓这件事，上面要求什么就推什么，最后就像大家所说的“强扭的瓜不甜”——这就可能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我觉得混合所有制不是做一天，不是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这个新的事物，而是我们已经实践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所以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我感觉政府现在的角色更像是出面来消除一些在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障碍和大家的顾虑，好让这个步子能够走得更顺一点。

二、国有企业早期改革的问题

大概在十五年前我们曾经就想做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是最后都没有做成。当时的背景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私有化，从而退出了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在这个退出的过程中，有一些国有的中小企业有非常好的产品和品牌，我们当时就想国有股为什么非退干净？如果能留30%的国有股，经营状况一改善，就会搭顺风车赚很大的一笔利润，这对于国家来讲是非常高的一块收入了。当时我们想去做的是这个事，结果到下面调研后发现是企业全盘私有化后纷纷退出改革的这么一个结果。

如果这个改制的企业还有一股的国有股，管理部门就觉得有权来管理，检查的部门就自认为能查你，并且可以查你好多的事情。我们的管理部门可以查处企业，但是有时候它做事又不是那么规矩，所以弄得企业不胜其扰。最后弄成这么一个结果，如果国有股不退干净非国有资本就不接，所以上一轮的改制没有形成真正的混合所有制，基本上把国有股都改光了，彻底地私有化了。我想以后混合所有制可能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关键在于，这不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而是我们企业经营环境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是，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更亲近企业，政府的工作是让企业发展得更好，而不是让企业觉得不方便。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经营环境的问题。

我感觉中国改革的出发点跟国外不太一样。有学者问我，你们搞竞争性国有企业到底在干什么？事实上，竞争性国有企业不是今天搞的，那都是三四十年前开始搞的。因为，改革的初期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摊子：国有企业加上集体企业一共200多万家，职工人数是1.1亿人。而且这个摊子完全不是为市场经济准备的，建立企业的时候根本没想着去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这完全是跟市场经济不接轨的一套东西。把这套东西变得能跟市场经济融合，实际上是我们搞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改到现在，不断地退这一块、削那一块，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状态。

三、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经验

有时候大家谈起国企改革，总是觉得容易上纲上线。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第一线操作的人来说，第一，我们不愿意碰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把国有企业改革跟政治的意识形态混在一起，因为我们没有底气。拿“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这句话为例，如果在15年前说这句话，人家都会笑我们，那时候国有企业正在脱困，国有企业的职工中大量的是困难者，在街上闹事。职工、企业都稳不住了，怎么还是执政基础呢？这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隐患啊。所以，我们都不敢说这种话。

国有企业状态到底怎么样？这不是事先人为设定的，而要看改革改得好不好，如果改得好就能够站得住，就能够养人，就能够交税；要改不好，你想保也是保不住的，因为市场竞争方面的因素。

第二，我们对各种各样理论方面的模式也接触得很少。非常有意思的是，前一段国企改革一直是由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在操作，而且前几年国有企业很困难，这时候有一个好处：谁都不沾你，反正你就干吧，别人也不说你的话，也不干预，应该说这个团队的自主权比较大。这个团队有一个特点，全是学工的：陈清泰是第一代，学汽车的；蒋黔贵是第二代，学化工的；我是学机械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照着工科做实验，或者说外科医生做手术的这种心态在研究国有企业的问题，它是什么问题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所以，第一我们不愿意跟意识形态挂在一起；第二个我们不愿意跟一些模式挂在一起，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深入地研究一下国企改革的过程，其实非常复杂，大家会发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招都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包括所谓的身份置换等等，很多都是第一线研究出来的。

通过前一段的改革就改成了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还需要再往下看。今天深圳市的张（思平）市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实际上如果按照2005年的办法继续往下做，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问题不是太大。为什么说2005年呢，可能2005年那时候国资委没有伸那么多手到企业去，那时候自律比较强。

四、下一步国企改革的建议

现在继续往下推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有几个事情要注意，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个事。

第一，国资委自我改革。现在普遍的说法是国资委管得过多过细，的确是这样的，这个事很悲哀。当时成立国资委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像国资委这样一个机构，得是一个专业化的机构，得是一批搞经济或企业（研究或管理）工作的人去组成的。可是组起来以后，大多数人不是搞经济的，也不是搞企业工作的。又不能不让人家干事，结果多个业务局一块到企业去指导，企业方面就很烦了。所以，国资委需要自我改革，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得划清楚。

第二，要改革干部管理体制。人才不能市场化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国资委这些年试图推这项工作，但是实际上到最后推不动，因为这个把手不在国资委手里。

第三，分类改革。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公益企业就按“改革+监管”的方式，即使西方国家也有一些特殊的企业，每一类企业有一部法，直接有一套社会监管的办法。我们有一些暂时还没有放开的领域特别适合于这种方式，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在市场经济中受专门法律约束和被特殊监管的国有企业，可以往这个方向靠。

对于竞争性国有大企业而言，改革的方向就是公众公司，一个大股东实际上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找回一个二股东，因为人家不能控股，到你这儿入股图什么？没有特殊的理由，这是很难达成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经验都说明，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公众化，就是变成公众公司。而且，我们觉得不管竞争性国有大企业现在改没改成公众公司，只要能保证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就成，竞争不过民营企业最后就破产关闭。

第四，关于国企的破产处理。破产关闭也不是新鲜事，通过对困难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我们关掉了5010股大中型的国有企业，涉及到的职工是984万人，这是前几年在朱镕基三年改革脱困的背景下做的。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破产、关闭、退出没有问题，但是社会会有震动，那没有办法，政府需要帮助安置职工，包括再就业等等。

这四点能够做到，我觉得下一步国企改革还能胜利。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能代表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