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届大梅沙论坛 | 邵秉仁：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场视频实录-时长：24:46
我想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谈我的一些观点，应该说中央提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通过重大改革来解决当前结构性的问题，这个方向完全正确，所提出的五项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也是准确的，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实际情况，应该说方向正确，提出的问题也相当精准。但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从年初提出来以后，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可以说与我们的期望相距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有三点：第一，改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取得共识，没有形成共识；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第三，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甚至出现了中央急地方不急，政府急企业不急的局面。改革的主体不着急，你怎么号召都没用。我想这是造成供给侧改革进展迟缓的三个重要原因。
要想推进供给侧改革我提出几个观点，第一个是必须形成共识，对改革要形成共识。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上下一心，思改思变，而当前的改革在许多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许多人感到困惑，找不到方向，甚至消极不作为。我接触很多地方干部，真正想干事的太少了，几乎都在消极不作为。
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形成共识呢？
第一个是产能过剩的深层次成因上必须要取得共识。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资源驱动，政府与企业投资激励扭曲，大量国有资本集中涌入基础性和一般竞争性领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大规模刺激当中，应该说获得资金最多的就是国有企业，但是由于缺乏自我约束力和创新动力，片面追求规模，盲目重复建设，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恶化，低效率、低产出的国有僵尸企业几乎存在于各个行业。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工业部门、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大量分布于基础性、资源性以及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的重压下面临着严重的生产经济危机，以东北地区为最，媒体多有报道，我这里不过多赘述。这个方面成因上必须要有共识，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第二，在如何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上必须形成共识。国企国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国有资本分布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布局过宽过散的痼疾并没有根本转变，公共服务和产业引领等政策功能并没有有效发挥，特别是在房地产等一般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今年以来，一二线城市和个别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引起普遍地关注，这一轮上涨当中，一部分国有企业在本轮房产价格上涨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地王”重新频频出现。
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经济运行状况表示，国企上半年收入与利润继续下降，但是房地产施工和医药等行业实现利润却是大幅度增长。我们一直以来形成的共识是，国有经济应该在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而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尽量退出，这是早就形成的共识。国务院国资委也早就对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有过明确的要求，当时还列出名单，提出限期退出，但是直到今天，这种承诺、这种要求根本没有兑现，仍然在与民争利。
国企应该起什么作用？不应该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像房地产这样低端的产业，不应该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往往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到底为什么？就是既得利益，舍不得放弃。国资委既然有过明确要求，我们希望要履行承诺，要把你们的要求予以落实。
第三，供给侧改革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明确。供给侧改革应该以创新、调整结构，推动经济转型为重点，就像我们这一次论坛是以“创新·十三五”为重点，你必须在改革当中实现企业的创新、经济的创新，但是这一点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当中并没有明确体现，国有企业改革做大做优做强各项目标间的关系应该进一步理顺，因为“大”不一定“强”，“强”也不一定“优”，“优”也不一定非得要“大”。往往企业规模越大所谓的地位越高，他们盲目扩张的冲动可能就越大，进而导致决策失误、成本提高、效益下降。所以，国企国资改革应该以“做优”为首要的目标，致力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率和经济效益。前不久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首批筹集了1千多个亿，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这是央企共同筹资建的，这个基金应该是有作用的，按基金的规定他的任务是支持重点行业，国有企业实施行业整合和专业化重组。但是仅仅靠这一笔基金远远不够，我建议把这个基金作为引导基金，广泛吸收社会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增值、增效。
政府要继续简政放权。尽管国务院已经发表了几批简政放权的目录，但实际情况是很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权并没有放掉，一个是放权的目标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凡是市场能够决定的就不要再搞行政性审批。第二，放权不是分权，不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重新划分，而是要尽量压缩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让市场去发挥决定性作用。
刚才有的同志谈到最近煤炭价格的上涨，实际这在去产能过程当中不应该出现的，因为现在去产能是靠行政办法，分配、限产指标到地方的，所以不问青红皂白、不论效益好坏，一律实行减产，一减产产量由于市场供求的关系自然而然减产以后价格上来了，然后匆匆忙忙又放开限产，又让一些企业重新再生产增加供应量，使价格下来。这种过去多年曾经犯过的“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错误又在重复，这是行政配置资源最大的弊端。
当前国企和国资改革当中，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出现了利用行政办法重新捏合、重组，甚至先挂牌再整合的现象，这些做法显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仅难以达到强强联合的预期目标，甚至有可能把好企业拖垮，为改革造成不利影响。这种行政办法早已经证明不成功。
要想把供给侧改革推进，必须激活民间资本参与供给侧改革。刚才胡德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关于私有制的一些论述，谈了民间企业、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作用，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这样党的决议仍然有些人持有疑议，关键是在这儿。我开始注意到最近一些舆论又开始批判所谓的私有化，实际完全是一种左的思潮。
实践过程当中，一些政府部门和银行仍然对民营企业抱有歧视，所以过去十多年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民间投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是临时性、局部性优惠措施比较多，而且许多政策根本没有落到实处。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老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年民间投资快速下降更是引起了普遍关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今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多不到16万亿，同比名义增长2.8%。而东北地区民间增长下降了31.9%，其中辽宁上半年民间投资为负增长58.1%。
要激活民间资本参与供给侧改革，关键是通过改革为民间资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发展的舞台，提供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为此需要继续深化重大领域的改革，尤其是在能源、交通、电信、路网等基础性行业，必须打破垄断。但是这个口号讲了多少年，实际上做不到，很难。但是那也得做，否则民间资本就不可能得到增长。通过打破垄断放开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
最近我注意到两个现象，因为我是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我看到证监会对从事私募基金行业的人员进行考试，考试不合格就不能从业。对此我就不理解，那个考试就难道能够保证私募基金投资成功？成功的人未必是考试合格者，那部分人花自己的钱，你管那么多干什么？非得要设置个门槛，一方面中央在提倡“双创”，私募基金又是双创的主力，另外一个方面又设置门槛。
更不可能理解的是第二件事，工商管理部门因为发现许多非法集资的现象，因噎废食，干脆只要带“投资”这样的公司一律停止登记。这完全是胡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避开这些规定，结果放开一步，但是放开是你只要有国有资本在里面做私募基金我就放开，这还是有变相对民营企业进行歧视。
这两件事充分说明，我们有些政府部门脑子根本没有转到中央的决策上来。所以说像这一类的考试也好，停止登记也好，你干脆废止得了。
在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处理好安置职工问题。化解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有估计认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预计将产生将近1千万的劳动力转移，从而对就业、社保、劳动力供求都产生极大地压力，所以去产能必须妥善安排好职工问题。有一种观点我很赞成，现在政府拿出许多钱去救那些已经效率已经很低的甚至是僵尸企业，与其救这些企业真不入那这种企业去安置职工，这样社会才稳定。
我们当年搞国有企业改革，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换来了后十年国有企业高速增长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什么二十年过去了又出现这么多的僵尸企业？值得我们深思。所以，对那些救不活的企业千万不要再花钱了。政府应该头脑清醒，企业应该主动负起责任，这搞不好会出现社会动荡的问题。
要建立一种容错机制，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允许改革失误，形成各方面的合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总之，讲了一系列“新”。这就说明供给侧改革他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同时也说明他具有风险，这种风险不可小觑。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改革处处有风险”。推进供给侧改革就需要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要容错、试错，企业管理者只要不是贪腐，不是向权贵输送利益，在改革中出现失误就要允许他改正，不要一棍子打死，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责任与担当，解决现在不作为的问题，从而出现像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种，朝气蓬勃地进行改革的局面。
我深信明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在继续从严治党、坚持反腐败的基础上，一定会把精力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上来，集中精力推进与落实已经出台的和即将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对此我们大家都应该抱有期待和信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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