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反周期措施势在必行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恰逢其时

【亚太日报 姬婧瑛】自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2015年三季度增长率只有6.9%，且下滑的压力仍非常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下滑。面对这一形势，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2015）上把脉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提出在承认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结构问题的同时，要重视国际经济周期性因素对我国现行经济的影响作用，要坚定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在面对国际周期性问题的情况下采取反周期政策稳增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在启动投资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且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他认为这是促进中国经济短期和长期共同发展的选择。

“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就会打上一个大的疑问，国内、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道路的信心都可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怎么样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措施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强调了采取反周期措施的重要性。

承认国际经济周期性的影响

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下滑？国内有两个盛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4万亿投资造成的后遗症；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结构性增长方式导致的经济下滑。总结来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问题来源于中国内部。

林毅夫不完全同意以上两种看法。他分别对比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巴西和印度以及高收入经济体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增长数据，发现这些经济体从2010年到2014年都经历了经济下滑的过程，而且下滑幅度相对更高。因此，认为中国的经济下滑是由于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造成的并不客观。

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我们也存在问题，但不能把外部性的问题看成我们自己的问题。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慢了，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导致消费增长也慢了，对于外部的进口自然少了，这对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影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美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6.8%，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率是-1.8%，这反映了外部周期性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先生认为“我们确实是转型中国家，我们不能回避问题，我们有问题就要下决心去改，但是也不能把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都说成是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政策才会比较客观、比较理性。”

反周期措施势在必行

有外部周期性问题的影响下，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来稳定增长？

林毅夫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反周期的措施，那在外部性跟周期性因素影响之下，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往下滑，会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失业问题可能会爆发。中国经济在7%、9%增长率的时候，企业的增长会出现问题，继续下滑很多企业会倒闭，失业率猛升；第二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会爆发。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安排下，大部分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率，如果很多企业在同一个时间段关门倒闭，银行坏账高企，迸发系统性的金融安全问题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两个问题出现，任何政府都首先要“救火”稳定社会，那时候很多措施都很难实行，甚至会出现倒退的风险。

因此，林毅夫先生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坚定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采用必要的反周期、稳增长的措施。

另外，他认为对于结构性改革，要分别对待。对那些短期、长期都能增加需求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可以提前来做，比如对企业减税、从一胎变成两胎的政策，短期都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长期也利好经济增长，要加大力度来做；对那些短期会抑制消费、增加风险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应该审时度势更加谨慎。

反周期措施着力点应放在投资

林毅夫提出，政府利用反周期措施来启动投资和消费，着力点应放在投资上。

这两年刺激消费的口号盛行。强调要刺激消费的人提出的措施是减税，但减税并不提高生产率，减税只是一次性的收入所得，可能对一次性的消费会有帮助作用，但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不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因此，林毅夫认为，不能只依赖减税来刺激消费，刺激消费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靠投资创造对过剩投资品的有效需求。

我们国家目前过剩产能最严重的部门是投资品部门，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但投资品不能直接作为消费品，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们的有效需求。

有效投资消解产业过剩、推进产业升级

投资是否会导致过剩？中国可以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很多，例如2014年中国进口1.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每年到国外观光消费1300亿美元，另外基础设施也有缺口，城市管网、地下水网建设严重不足，对这些的投资不会增加产能过剩，对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往往会消解过剩产能，所以要通过有效投资消解产能过剩。

林毅夫先生所说的投资是指有效投资。国内可进行有效投资的部门还非常多，比如，中低端产品升级中高端品牌，高端制造业研发生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这些不仅产能不会过剩，而且会帮助产业升级。

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

林毅夫还强调投资不会挤占消费。为什么投资没有挤占消费？因为只要是有效的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费相应增长。即消费的增长就是硬收入的增长，只有在收入增长的时候，消费才会增长得快。从1982年-2014年的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投资高于平均值的那几年消费增长也高于平均值，看不出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是当前条件下可优先采用的反周期政策

现在国内和国外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反对的理由包括：一个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挤占了民间的投资；第二个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太低，比民间的回报率低。

事实上，2008年以后政府反周期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补充民间投资不足，是对民间投资的补充而不是挤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确实是比正常状况之下企业在产业升级上的投资回报率低，这也是事实，但这取决于投资的属性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期至少三十年，可能长的四十年、五十年，而一般企业的产业投资一般的折旧时间是十年，相应每年回报率至少要10%，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能达到10%的年回报率则利润率远远高于市场均值，基础设施投资作为长周期投资的属性决定了其回报率相对于产业投资必然要低。

此外，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核算是不准确的，这是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存在很高的外部性。绝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除非企业获得垄断地位，垄断利润能够高到足以跟其他投资一样，企业才会有兴趣。但基础设施大多是反垄断性质的，只能由政府来做。

政府什么时候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好？林毅夫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最好，短期可以稳增长、可以创造就业，长期来讲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已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得到了认可。

最后，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理论创新，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中国的理论。实现理论发展与社会发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