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上）

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上）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去年11月以来最热门的一个口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他的内容困扰了我们几十年，因此，我用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题目“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

为什么把“下行”提出来，因为我们当前碰到的挑战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其他一些特征好象都是跟这一点相关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判断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我认为是准确的——“我国发展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是什么状况呢？最近三年中共中央有两个提法，一个是从内容上讲，我们当前的挑战状况从内容来讲是“三期叠加”，就是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个同时出现了。现象上看是“四降一升”，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可以看到中央这两个判断第一条都是讲增速下降，所谓的换档期讲的就是增速下降。

所以，我们面临的“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核心的一个问题，即经济是一种趋势性下行的状态。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在21世纪初期就提出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可以用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把它撑住，但是它早晚要爆发。至于爆发时间，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大概在03年、04年、05年开始，人们又开始关注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很多人进行了研究。但是在寻求经济下行的原因和分析好原因以后，找出的应对的方针、方略，大体上为两种脉络，即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方针。

一、解读经济下行原因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对策思路

从根上说其实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把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总结起来就是这个图。北京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今年开会讨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个图来自易纲的演讲主题，非常简明，我稍加调整，其实标准是宏观经济学分析。

总需求=GDP总量=总供给。我们都知道这个方程并不表明因果关系，经济学说这两者是相关的、相等的，没有告诉因和果各是什么。从需求侧来说，总需求等于三个东西：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加起来就是总需求，总需求等于GDP。从供给侧因素来看GDP增长，第一是新增劳动力，第二是新的资本形成。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

关于这些有两派分析，第一派说自变数是需求方因素，GDP是因变数，这就形成由需求侧去分析增速下降的原因。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一直到提出供给侧这个问题以前，这段时期主流的分析方法是需求方的分析。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一说起为什么增速下降就是“三驾马车力量不够”，甚至报刊说“这是经济学的定理”，其实是被误认为定理。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何迎接增速下降的挑战，办法就是扩需求、保增长。09年是保8，增加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结果很成功，不止8%，到了10%，被认为是一套好办法。

但这套办法也有很多人反对，有些经济学家说这种分析方法从理论上不正确，其来自凯恩斯主义的决定增长的原因、限制增长的就是需求，总需求是小于总供给，所以出现了经济危机。办法是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去创造需求，经济就恢复。虽然凯恩斯主义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占优势的一种说法，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是否定的，在中国来说北有张维迎、南有许小年教授，他们认为这种分析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

但我并不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法对应的是短期问题。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说“凯恩斯主义根本不对，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达到新的均衡，不要用政府政策去拉投资，等等。”凯恩斯主义者回答说：“从长期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在短期你必须要采取这种办法，否则的话长期我们都死了。”意思就是说，比如洪水，洪水来了早晚要退，但是如果你不堵口、不筑堤，水退的时候人已经淹死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对的是短期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问题，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Y=C+I+（Ex-Im）+（G-T）用来分析长期的问题显然是一种误用，当然这是理论。

2009年开始就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先是保8，后来保7。出现了两个后果，第一个是经济学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的负面后果完全显现。用投资去拉动增长，时间久了效果越来越差。2009、2010年两年4万亿的投资，09年10万亿贷款，马上增长率跳上去4点几个百分点，而且维持了两年在8%以上。然后下降，下来以后再刺激，大概每一次刺激开始的时候上去1—2%，维持2到3个季度。到了后来上去不到1%，维持了1个季度又下降。愈演愈烈，到2015年很明显，刺激的强度并不低，可是照样下台阶。今年1季度的刺激强度可能是历史上最强的，可是增长率比去年4季度又下了0.1个百分点。

除了正效应越来越差以外、负效应却在积累。负效应积累首先是货币超发、信用膨胀，资产市场、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的泡沫吹胀，在总的国民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就是杠杆率提高。2013年有机构开始研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觉得叫“国民资产负债表”更好。居民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加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了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社科院、中国银行、还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复旦大学开始研究，大体的结论是有一点问题，但问题不大，因为净资产还很多，所以不会有问题。可是到了2014年、2015年的研究，就发现负债增速太快的问题，2014年5月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杠杆率超警戒线。也有机构发布的杠杆率低一点或高一点，大体在250到300范围内。这样，就有出现偿债困难的问题。如果负债率太高，甚至有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位的债务积累最多的是企业，第二位是地方政府。日本也有过企业负债率太高的问题，后来的办法是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加杠杆去取代企业杠杆，所以现在负债集中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实力强大的、人们心中信用度国内外都比较高的国家，中央银行负债和中央政府负债，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的地方政府负债很高，而承受力比较差。现在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一个政策，财政部长所说的用中央财政的杠杆去减低地方政府的杠杆。

处于第一位杠杆率最高的是企业，2014年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125%，现在还在继续增高。欧盟对于企业总负债的要求是不能超过GDP的90%，我们2014年超了欧盟标准的35个百分点。带来的问题是企业杠杆率太高，某些环节就会发生断裂，即所谓资金链断掉，破产了。而且会有传导性，一个企业破产了，另外一个企业有其资产作为自己资本的一部分，或者是给它做了抵押，资产负债表就要减低，这个企业就可能发生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所以杠杆越多，金融风险积累就越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提高。所以，即使用这个办法，正面作用越来越低，负面作用却积累起来了。这个负面积累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就像九十年代的日本。

就有另外一种观点了。

要分析长期的问题不能从需求方面分析，要分析供给方面的因素。比较近的一点是青木昌彦教授，他去年4月份去世了，3月份时他三次来中国，最后一次是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一篇论文，《从比较经济学视角探究中国经济“新常态”》，他说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应该用需求侧的分析，例如三驾马车，而应该分析供给侧的各种因素。

这个分析对于解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是很有力的，而且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长期保持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是从全世界来说，中度的结构是投资的贡献大概占25%，劳动的贡献多少不等，西方国家增长主要靠效率就是“A”的提高，这个公式最早是罗伯特·索洛提出来的，所以这个A叫做索洛余量或者是索洛残值，就是资本和劳动都不能解释的增长，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即效率提高。西方国家效率提高占的比重较大，东方国家效率比较低，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投资，而非效率提高，靠资本形成。只要积累一高就会有问题，比如“大跃进”，58年的时候积累率从20%几一下子提到了31%，后来最高的时候可能到过40%左右，就是积累跟消费的比例。改革开放以后积累比例还是很高，但是新加了一个因素，效率提高，它对于增长有相当大的贡献。

改革和开放这两件事，对于中国经济效率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改革最重要的促进作用就是把城乡打通。过去我们采用苏联式的工业化把城乡隔绝起来，资源不能自由流动，由政府来分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允许两个市场中间的资源流动，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在农村低效利用的一些资源，譬如说土地、劳动力转到城里来了。城市对这两种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农村高得多，所以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提高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开放。开放对效率提高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自己的自主创新还没有能够发展起来前，用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迅速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提高。

这种情况到了21世纪初期发生了变化，分好几个阶段，第一个是“L”，新增劳动力开始减速。社科院蔡舫教授在06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山东田横岛会议上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那时候许多人都不相信，到后来大家都相信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就是无限劳动力无限供应的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曲线出现了一个拐点，往下走了。 另外一个是城市化的过程，青木昌彦把这个过程叫做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资源向城市转移。他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的这个过程已经到了末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争论。现在农村大概还有1亿人需要转移到城市。另外一种意见是，这1亿人其实基本上是老弱幼儿，因为城市没有能给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所以他们进不来。创造了条件让他们进入城市，但他们并不能在生产中发挥很大的提高效率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技术水平飞速提高，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个远远落后的跟随者了，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是跟西方国家同跑者，差距不大。甚至在个别领域我们还是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已经行不通，必须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

所以，白重恩教授和伍晓鹰教授的研究得出结论：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因为效率提高的速度下降，所以潜在增长率下降了。青木昌彦3月的文章也说，因为现在中国供给方的因素减弱，所以就出现了经济下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和出路在哪里，怎么来应对呢？不是说增加需求，而是想办法要加强供给方这些因素，这些因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资本再加资本现在已经行不通，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就不可能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这就是供给侧分析得到的结论。所以从关注需求侧，讲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转到要提高供给方面的效率，应该说是在宏观政策决策的一个重大思想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党政领导同志认识到了，不要一来就扩需求、发钞票、加投资，要想办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要提高效率。

二、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同志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分解为三个因素，一个叫“供给侧”，一个叫“结构”，一个叫“改革”。我觉得后面这两个因素是同一个，所以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解为两个因素，一个叫做“供给侧”，一个叫做“结构性改革”更好一些，因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刚才说了要根本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提高效率，问题是提高效率这件事已经提出来二三十年了，张思平理事长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1980年赵紫阳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然后组织国务院有关研究机构，包括当时的社科院院长马洪同志，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加了这个研究。叫做“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后来改成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1981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这个方针，变成了国家的方针。

十大方针有各个部门应该怎么做，有投资应该怎么安排等等。十项方针围绕一个中心，即“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过现代经济学，所以用的词是一种半苏式的、半现代经济学，叫做“提高效益”。以提高效益为中心。

1995年，加入了现代经济学，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由国家计委提出我们国家的经济有问题就是效率低，用苏联人在60年代提出的口号：要从粗放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自《资本论》第二卷里一个词，内容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生长函数，所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经济增长。他们发现苏联虽然增长率比美国快，但是效率太差，西方国家虽然增长速度慢，但是效率的贡献大，所以苏联赶不上。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入资源实现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益提高实现的。所以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常常出现这种引喻失义、数典忘祖的情况。前一两年我在浦东的干部学院作报告，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从哪里转到哪里？结果没有人记得中共中央九五建议讲的转型的确切含义。比较近似地说，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总而言之，“九五计划”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对它有影响，就有所进步。

“十五”计划有所倒退，出现了一件好事，就是城市化加速。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各级政府拿到一笔大的资源。用很低的价钱把土地从农民那儿拿来，然后再批租，把这个利益分给一部分政府和批租的对象。于是掀起两个高潮，一个是造城运动，形象工程。另外一个叫做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深圳最先提出这个口号，说“深圳的毛病叫做结构偏轻”，要实现“重型化”。“十五”计划整个往回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炼油厂、汽车厂、钢铁厂等等，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东西。

“十五”计划到05年执行完毕，要开始制订“十一五”，“十一五”规定，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全部经济工作的主线。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为什么“九五”计划规定以后不但没有实现，还开了倒车呢？讨论结果很复杂，简而言之，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在哪里？一句话来说，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重要资源主要是政府在配置，另外又把GDP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绩表现，于是各级政府都要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力来营造一个高速增长，而搞重化工业、搞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容易实现政绩目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需要推进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改革是全面的，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方面，不止是经济。比如讲到教育，高等教育两大毛病，一个是行政化，一个官本位，如果不改，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有创造性的人才。当然经济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方面。

虽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做各方面的改革，但实际上在“十一五”期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得到落实。后来有一个高层论坛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十六届三中全会说得那么具体，那么多的要求，但没有动作。这是公开讨论的，大体上结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要革政府自己的命。革人家的命容易一些，革自己的命相对困难；另外一个方面，我们20世纪的改革有了很大的成果，所以21世纪经济状况非常地好。这种情况下更增加了人们的惰性：既然经济情况这么好，要改革还要痛，何必痛呢？继续这么下去不是很好吗？结果就耽误下来了。

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中央提了一个新的口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在中央党校办了省部级“加快经济转型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开班讲话，讲“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以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了二三十年，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原因是有体制性障碍。怎么才能实现呢？要加快改革。以后提出的好多新的口号、新的方针，讲的都是这个问题。有一个说法大家耳熟能详，叫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没有作深入地讨论。我觉得比较清楚的解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某些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逐渐消退了，如果找不到新的驱动力量，就停在中等收入那里上不去了。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创新，是提高效率。还有一个说法是前年提出来的，叫做“引领新常态”。中央一提出这个口号，各行各业都说“我们现在都进入了新常态了”。

总结起来，中央领导同志说的“我们要适应新心态、引领新常态”，指的是新常态有两个特征，他们的表达比较严谨，一个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另外一个特征是数量扩张、或者叫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增长。后面这个特征有时候被分解为好多个，其实就本质来讲是同一件事。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两个转向不同步，不是向哪里转的问题。它已经存在，而且转到了中高速，甚至还有进一步往下走的趋势。我们要的新常态是两个转向同步，速度虽然下来，但是效率上去了，那个常态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要努力争取。如何努力呢？最后推动的力量一定是改革。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其实做出了很好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要实现，落到实处。所以能不能实现转型，能不能提高效率，取决于改革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

“结构性改革”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不大赞成把“结构”两个字单独提出来呢？因为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结构性改革”说成“结构性调整”，要由政府去调结构。“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在中国很少用，但是在西方是个通用的词。我们通常用的“体制改革”，在翻成英文的时候也常常翻译成“structural  reform”。我跟几个经济学界的朋友讨论，西方为什么用“结构性改革”，我们为什么用“体制改革”呢？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一点差距。他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了，中间某些结构有毛病，所以要改那些个别的、具体的结构。西方多次有由相当多的国家提出要搞结构性改革。2004年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概在2010年到2014年有一次。最近有一次，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最后的宣言《公报》里面讲了，20国集团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在2000年已经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体制改革叫做结构性改革。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下文献。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一些西方国家提出要进行结构性改革。IMF的研究中心主任拉詹写了一篇文章，主题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于某些制度构架和政府的监管构架进行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改革本身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益，但是在短期有一部分人要承担一些成本，所以人们很难接受。2014年有读者写信给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问什么叫结构性改革，杂志里一篇短文说道：“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流行，所以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这些东西。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是改革，是制度的改革，不是政府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