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秉仁：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为人从政

编者按：

3月14日上午，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先生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做人为政之道”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已经本人审阅。

1.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曾经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文明，它们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比如产生于中南美地区的玛雅文明，产生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也叫美索布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为人类做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尤其在天文学、历法以及数学方面。这些古老的文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逐渐消亡了。

学术界公认的现存文明有三大分支，第一个就是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当然比玛雅文明和两河文明要晚一两千年；第二个就是欧洲文明，也叫现代文明；第三个分支是伊斯兰文明，这是后来逐渐发展的。历史上这些辉煌的古老文明的消亡有各种原因，比它们晚了两千年左右的中华文明和能够延续到今天，使中华民族始终不裂解，能够维系一种统一的思想，这源于中华文明的核心或者叫基因——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的面很广，思想层面的、政治层面的、工艺层面的、技术层面的、文化艺术层面的等等。但是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思想层面的，思想层面的核心应该说是儒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同时诞生的还有很多思想，比如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等，这些不同思想的交融、交汇，形成了我们今天传统文化在思想层面的一些主要的基因。

各种思想有共同的一个理念，但是又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它。儒家思想主要是讲自我修养，讲究修身养性，讲和而不同，讲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法家思想主要讲法制、讲变革。道家思想讲天人合一，按老子的话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的“道”就是规律，人和社会、和自然要和谐统一。道家讲辩证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跟我们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世界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的”有相通之处，所以道家思想又可以称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两千多年以来占据中国社会思想统治地位的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道家、墨家，而是儒家思想。春秋时期各家思想互相争辩，前不久有一部《芈月传》的电视剧，里面讲楚国有一个四方馆,它就是一个平台，各家思想互相辩论，各国的首领去那里选人，都是为了治国。所以我认为春秋时期是我们国家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

儒家思想为什么最后能够成为正统呢？这个要归功于汉武帝，汉武帝执政以后，他认真总结了秦朝由弱变强、由强最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教训，接受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所以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

我认为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最主要是接受了商鞅变法之后使秦国由弱变强又由强走向衰亡的教训，秦孝公启用商鞅进行变法，核心东西不是富民政策而是强国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搜刮民财富国强军，使秦朝国力迅速强大，你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思想，但是一旦掌握政权，你还用商鞅的思想、法家的思想，那就是搜刮民财，横征暴敛，导致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统一后的秦朝统治。所以他认真吸收了秦国的教训，可谓“兴也商法，亡也商法”。你掌握政权后得要安民，这样才不会造反，所以他接受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2.儒家思想对今天治国为政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民本思想

对于今天来讲，儒家思想对于我们治国为政有哪些可借鉴的呢？儒家思想不是说完全都对，因为它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是对于今天治国为政仍然有借鉴作用的首先是民本思想。儒家思想认为“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为政之要，在于安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都是儒家思想主要的一些观点。唐朝《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讲了十条建议，其中讲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怨恨不在于有多大，关键可怕的是人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

民本的思想是历代的统治者必须记住并遵循的思想。特别是是在社会动荡、战乱之后，首先要进行安民，一般都采取让步政策，休养生息。中国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当中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是统治者基本上放松管制；第二是百姓比较自由；第三是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代中国改革的历程，也是在倒逼的情况下，在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才会有的。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分阶段的话我认为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实验的阶段。从1978年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大约十年时间。动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造成社会动荡不已，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外开放，对内实行改革，放松管制。首先在农村放松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实行“包产到户”，打破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家庭承包。同时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另外是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建设特区，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沿海实行开放。这是改革开放的实验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进入到改革对外开放的加速期。南巡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解决了生产力发展标准的问题，“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生产力发展是核心；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同时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里面国有企业改革、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实行流转为主体的税制，原来改革的时候中央集中度是20%几不到30%，现在大头是中央，所以便于进行转移支付，解决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的问题，解决集中力量去发展国防、军事等等这些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这时是突破阶段，当然这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我们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几千万的产业工人下岗分流，他们以自身的利益牺牲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我们曾经许愿要好生对待这些下岗的分流人员，因为当时买断工龄只给很少的钱，万把块钱买断了，可惜后来没解决好。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大的阵痛，不会有后来国有企业及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客观事实。

我们不要抱怨是当年的改革造成现在的贫富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扩大有很多原因，国企改革不是主要原因，只不过我们后来的改革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在社会保障改革上、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没有往前走，没有往前走最后才造成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我们搞改革的同志都是亲历者，我们清楚这个历史。

当时处于那样一种万马齐喑的状态，没有邓小平的思想，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后来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所以永远要记住邓小平，永远要感谢邓小平，不管他当时有哪些理论还值得推敲，还需要历史检验，但是改革开放的决策绝对是对的。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现在的经济高速增长。

利益决定立场，我们这批人之所以能从一个平民出身、从一介书生走上政治舞台，为国家做点事情，老实讲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自始至终感谢邓小平，我也愿意来深圳，因为深圳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最核心的地方。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深圳经济的发展。后来由于改革的停滞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按照邓小平的道路去贯彻，反过来又说邓小平不对，现在有一种社会上的舆论，这完全是错误的。

总之，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安民、爱民、为民服务上，在社会动荡或者出现大的社会倒退之后使民生重新得以兴旺，这是历史的规律，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跳出历史的规律。

修身的思想

它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诸葛亮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韩愈讲的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思想，孔子讲“仁义礼智信”这些“五常”，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的道理。“三纲”应该是很多被现代理念摒弃了，尽管里面有很多是传统的，但并不是先进的，有的应该摒弃。

所以对历史的文化应该用扬弃的态度，而不是全盘接收。特别是现在有的地方搞传统文化的教育，把有用的核心的思想继承下来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并不合理，今天再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吗？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思想恰恰是中国社会不裂解的最核心的一些思想。

欧阳修的《朋党论》，他讲君子和小人，刻划君子和小人泾渭分明。实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古人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全是以金钱为主要的目的，人与人之间全是以利相交，等于都是小人之交，不是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如水”。记得有一次国务院开会，研究整顿市场打击假冒伪劣。我当时还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我发言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因为整个社会诚信、市场的诚信、做人的诚信荡然无存，可以说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说到这儿主持人不高兴了，“你怎么把形势看成这么一团黑呢？”我说，我就是这么看的。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说，“老邵，你这个话说得太绝了，你也不分管文化”。我说，看起来是市场秩序乱，恰恰是传统文化缺失、道德缺失所造成的。现在又出现诈骗，包括网络诈骗、电信诈骗，当时的假冒伪劣商品，都是道德缺失的体现，这难道还不是文化吗？

文化的形态是最终的形态，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根本是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文化丢掉了，传统的美德、诚信丢掉了，你还谈得上什么好的社会秩序？

包容的思想

儒家思想讲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不同文化要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包括在宗教上。我们今天看伊拉克战乱不已，有大国插手，争夺利益等原因，但深层次是文化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今天伊拉克的逊尼派、什叶派还在争斗不已，美国怎么打击都没用。

儒家文化不同。为什么中国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民族的裂解呢？得益于这种“和而不同”，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兼容。比如在盛唐时期引进佛教，当然在汉代佛教已经开始进入了。但是玄奘去印度取经，这是从盛唐时期开始的。儒释道共存共融共占一山，这是我写的诗《登麦积山》（头上白云足底山，飘然身正到仙源。六朝烟雨胸间荡，来拜禅门一朵莲。）还有《悬空寺》（危崖百丈筑奇楼，凌空千载阅春秋。天下名山僧尽占，独留三教共风流）。很多的寺庙，像附近的罗浮山也是道教和佛教共占一山，说是道教的发源地也有佛教在里面。而且从贞观时期，允许西方的传教士传播天主教、基督教，行走于中华大地，畅通无阻，包括边远的四川。2008年地震的时候我走了一次，后来又走了一些四川的穷乡僻壤，那些地方居然有教堂。广东佛山援建的水墨镇，那里面最主要的是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在那里建了两个教堂，现在保留完整，地震居然没有损坏，其他的民房全都垮掉了。当然基督教和天主教兴盛于明朝，但是最早从唐朝的贞观年间就引进了。

到福建的泉州，这是我们国家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关帝庙和清真寺并挨着在古文化节里面，我给他们写过一幅对联，“三炷香，祭天祭地，忠义为本；一杯茶，问主问神，清净是家”。清真寺里面非常安静、关帝庙香火缭绕。不同的教派可以在一起共生共融，这在伊斯兰文明当中绝对不可能。这种共融的思想促使了中华儒家文化绵延不断。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谈两个历史时期，就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最繁荣的恰恰不是我们国力最强的时候，一是宋代。宋代不断地受到辽金外族的侵略，岳飞的《满江红》里面讲“靖康耻，犹未雪。”两个皇帝都被人掳去，但是宋朝却是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我总结有三条原因。

第一，唐朝以后国家治理的秩序逐渐趋于成熟。第二，实行文官制。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政权以后，他深刻认识到武将危险，文人相对可以依靠，所以他重文抑武，规定你当将军绝不能当宰相，当宰相可以兼任元帅将军。宋太祖为了尊重知识分子，鼓励大家提不同的意见，在自己的寝殿侧室立一块碑，写上不杀因言进谏的士人，对知识分子下了一道免死牌。正是这样一种正确的文官制度，才使宋朝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得到空前的繁荣。从思想层面诞生了程朱理学，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科学技术方面，四大发明当中有三项诞生在宋代。文学上唐宋八大家里面六位全是宋代人，唐朝就只有柳宗元和韩愈。

重视知识分子启用士人，鼓励他们提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难得的度量和胸襟。讲一个故事，宋仁宗的时候，当时首都在开封，有一年农业大丰收，他也高兴了，出城巡视，走出都城外郊区赏风景，在地里面碰到一个农民，作个揖说：“请问老者，今年这么丰收，是不是上天和皇帝赐给你的？”这老农民回答说“你这个话问得太粗鄙，另外说明你不懂农事，不懂农业。”他说“我们从春到秋，从晚到早，这么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丰收的成果，不是上天，更不是皇帝。” 等于当场反驳他了。完了以后没打招呼拂袖而去，宋史上有记载。

一个普通的农民敢于顶撞甚至谩骂当今的皇帝，是何等的社会宽松？又证明宋朝从赵匡胤开始，皇帝的胸襟是何等的宽阔。没有这样宽松的环境能有科学技术和文化的繁荣吗？不可能。

宋徽宗一样，虽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是一个非常高超的艺术家，他的瘦金体和绘画成就是当今最值钱的艺术品。明代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理朝政，但是社会在发展、文化艺术在繁荣。文学、小说、戏剧，尤其是汤显祖，江西临川人，王勃有一句话“临川之笔”，就是说那地方出文人，汤显祖就是那里的人。和西方的莎士比亚同一年死的，去年是他们逝世四百周年，习近平到英国去拜会英国女王，其中就用这个拉近中英之间的关系。今年2月份在北京，英国文化团体主要是交响乐、来北京演出，5月份我们再去英国进行演出，演《牡丹亭》。而且在北京的广场搞一个莎士比亚在牡丹亭里面的塑像，表达文化做桥梁的意思。

二是民国时期，可以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都是空前繁荣的，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全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很难想象，在那样军阀混战的年代，能够培养出这样的杰出人才。我们现在搞“211工程”、搞“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说实在的都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不一定能出人才。战乱时期为什么出人才？最重要就是没有统一的政治统治，军阀也不管这些事，只顾争夺地盘，争夺利益，没人管。所以这一些人偏安于一隅只读圣贤之书。成就了今天一批科学家、一批艺术家、文学家。

这说明对文化绝对不能专制，应该用包容的态度，要真正实行毛泽东在世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这种包容的态度是我们治国一个重要的理念，少数民族政策也很关键，一般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是两手兼用的，首先用武力稳定边疆。汉武帝的时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去平定匈奴，稳定西北边疆。该一手硬就硬，毫不含糊。但是光靠武力的征战解决不了和解的问题。所以又在文化上进行输出，在情感上通过和亲的办法拉近两个民族之间的距离。汉代的王昭君通过嫁单于换来了六十年的民族和解和太平，那是居功至伟。杜甫曾经有一首诗把王昭君写得很凄惨，说她“独留青冢向黄昏”我写诗反其义说“千秋荒冢亦巍然”。唐代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和亲，将近二百年西藏和内陆中央政权保持一种和平的关系，至今藏族受汉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刻。这一点上远比新疆要处理得好，因为我们历史上对新疆武力用得多，到了清代左宗棠去平定伊犁叛乱，但是通过武力绝对不能长久地统治一个地区，更统治不了一个民族。只有用文化的统治才是最终的占领。

所以日本人统治中国的时候，伪满洲国首先让你学日文，用文化教化你，输出他们的理念，让你臣服于当时的日本。为什么抗战时期出了那么多的汉奸？不能不说日本在输出他们的文化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一个贪生怕死强权统治能够解释得了的，跟日本的文化输出绝对有关系。

在体制上实行藩邦制，比如唐朝对附属国家，高句丽、渤海国等你可以独立，有自己的小朝廷，有自己的政府，但是每年向中央政府纳贡，你是我的藩属，这些政策都是在少数民族交替并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包容的思想，才会感召这些少数民族。比如清朝有一个历史事件，乾隆年间土尔扈特族十几万人摆脱沙俄统治从西亚地区，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长途跋涉几万里历经艰辛途中死掉八九万人最后回归祖国。这是在清朝的包容政策感召下回归的。这个历史现在记录在河北承德普陀宗乘庙里的一个纪念碑上，用满文、蒙文、汉文记录了这段历史。

清朝的包容政策更明显，一方面大量地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用汉族的儒家文化统治中国。当然自己的满族文化也荡然无存，直到今天我们满族的文化已经所剩无几了，除了到旅游景点看看服饰，或者像到北京这样的地方吃吃涮羊肉，别的没啥了。语言没有，文字也没有了，会满文的据说现在全国找不出十个人来，文字已经慢慢消亡了。

清朝统治者深知汉文化的力量，清太祖前面六世当中都在明朝做官，他们夺取政权之后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现在辽宁本溪的永陵埋着清太祖前六世的坟墓，有他叔叔、爷爷、曾祖父，一共六位。我曾写诗“前清望门六世主，赢得王朝三百秋。”一个朝代能够挺住将近三百年的历史，相当不容易，不要看是少数民族，他们用的全是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我举这些例子、讲这些故事，说明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融合和发展，加上我们不断地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一些思想，逐步形成了现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一系列的现代治国理念。现代的一些治国的方略，包括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包括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都是离不开儒家思想的核心。

从传统文化中学习如何做人

上次我在国家行政学院讲，我说我不是跟你们讲党课的，我就讲你先把人做好了，从传统文化当中如何做人。你连人都不会做你还做什么官呢？从什么政？我认为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一定要具有士大夫的情怀就是家国情怀。

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

人生起起伏伏，人生入戏，戏如人生。《红楼梦》开头一段甑士隐解读的《好了歌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把人生讲透了，明白这个事就知道自己怎么渡过这个人生，《好了歌注》讲得有点消极，没有积极的态度，但是它把规律给你讲透了。

苦难对于成功者来说可能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但是对于苦难者来说，永远是一场恶梦。这是我活了七十多年的一个经验。很多人自己成功了，发大财了、当大官了，就讲自己从小怎么受苦，炫耀。但是对于今天仍然吃低保的那些人，谁愿意受苦啊？这不永远是一场恶梦吗？所以要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好的时候不得意忘形，当你低潮的时候也不要自卑。“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像文天祥讲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最困难的时候你的境界、气节才会表现出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苦难可能是一生当中的经历，但是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很多人一帆风顺也照样成功。不要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太绝对了。为了成一番事业非得先去吃苦去，最后饿得快死了，身体也垮了。所以很多事要辩证地看。

苦难既不是成功后可以炫耀的资本，也不是消沉避世的理由。没有人愿意苦难，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是经历了苦难就不要忘记，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对一个人来讲应该有这样的人生观，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应该是如此。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让一些抗战的老战士代表参加了天安门的阅兵，那次我在观礼台上看了，很有感触，不要忘了英雄。他们是为民族做出的牺牲。

把握正确的名利观

欲望人皆有之，“无欲则刚”很难做到，“大公无私”更是一句理想的口号。刘少奇讲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还是有小私，那被视为共产党员修养的经典，那还是有私的，不可能大公无私。欲望除了人生本身的自然欲望以外，最主要的是名和利。

追名不能欺世，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说假话、搞大跃进、追求经济增长GDP至上，迟早要曝露。辽宁省GDP有水份，哪个地方的GDP没有水份？深圳可能水份少一点，因为我知道广东人跟东北人不一样，我在东北工作过二十几年，太了解东北人了。逐利要取之有道，不能够搞以权谋私甚至是贿选。辽宁省520多名省人大代表被罢免，将近50名全国人大代表都参与了贿选，都被罢免了。在此之前，四川的南充、湖南的衡阳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是地一级、市一级的贿选，而辽宁省则是全省范围的贿选，而且是从省委换届就开始贿选。

东北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东北本来是游牧文化，近代由于日本人的长期统治又造成一种亡国奴的文化，后来又形成了一种忽悠文化。

正是因为文化上的没落才促成了经济上的没落、政治上的腐败。按现在中央的话叫“要修复政治生态”。

所以说，逐利要取之有道。现在大量的贪腐案件说明了这些问题。看中纪委的反腐片《永远在路上》，会发现好多的贪官在忏悔的时候讲“我愧对党组织”。扯淡，其实你就是愧对你爹妈，没做好人。

从政也好，走仕途也好，凭自己的本事干，老老实实做人比什么都强。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就是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就像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讲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首先，独立思考是必不可少的。《礼记》、《中庸》当中讲孔子的一帮弟子经常慎思，就是独立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些先进的代表像胡适、陈寅恪，他们都主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要敬畏真理，蔑视权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题永远不要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军号，永远不要忘了吹。不要人云亦云，要善于独立思考，特别是当大的潮流来了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独立的思想有时候注定是很孤独的。随波逐流没有痛苦，独立思考却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却是人格的光辉和民族的希望，真正的民族脊梁绝对是独立思考的。所以，我们要创建一种能够让人才辈出的制度，让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的制度。

唐朝为什么会出现贞观盛世？离不开唐太宗宽容的用人之道，他对阿谀奉承的人不感兴趣，而善于用那些有自己思想的人，尤其是对魏征的任用。魏征原来参加过瓦岗军起义造反，降唐以后给太子李建成当过洗马官，后来还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即便如此，唐太宗不计前嫌，提拔他做谏议大夫，专门给皇上提不同的意见，后来成为一代名相。敢于用能提不同意见的人，这才是领导人该有的胸襟、胸怀。净找那些阿谀奉承天天歌功颂德的人不会成就你的事业。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这都是做人起码的要求。人不仅是自然人，而且是社会人，当然要接触社会各种各样的层面。所以，首先要与人为善，特别是做领导的，不要把下级当做奴才，不仅要知人善任，而且还要关心他。

企业也一样，要体恤员工、爱护他们、关心他们，他们才会为企业卖命，最后做出的成绩都是老板的，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很多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是亲历亲为，但效率上说并不高。大家的积极性才是真正的积极性，一个人再有智慧也容易出现失误。一个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企业也好，最怕的就是万马齐喑——只有一个声音。

其次，不要媚上傲下，更不要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我这一生当中最看不起当奴才的那种人，在领导面前摇尾乞怜，对下面则严苛训斥。凡是对下严苛训斥的人往往对领导都是阿谀奉承、摇尾乞哈巴狗一样。所以不要卑躬屈膝，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就要做这样的大丈夫，这就是古人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要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的做人之道。

第三，要表里如一，不要口是心非、见风使舵。现在很多人为了自己一时政治上的升迁见风使舵，在官场就是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换取政治资本，贪官是把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的利益向权贵输送。我认为，做人不要这样，要讲真话，但有时候能够做到讲真话确实很难。

我曾在博鳌论坛讲“被巡视的央企没有一家干净”，当时引起网民大量的关注，说这是一个敢讲真话的高官，而且是退的高官。后来实践证明，我的话没错。后来一位浙江的先生发表文章说他为什么退了敢讲，在位的时候没讲？还写了一篇文章《创造一个敢讲真话的环境比讲真话还重要》。他不了解我的为人，以为我退了以后无官一身轻了以后才敢讲话。

既然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可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呢？这位先生讲得确实很对，原因就是环境。讲真话有时候会付出代价，但是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昨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正好看到央视第八套正在播出《彭德怀元帅》，可见历史是公正的。对上敢谏言，对下敢纳言，学习古代贤士名相做事的精神，屈原、司马迁、诸葛亮、魏征等等，这些敢于诤言劝谏的士大夫的代表，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

司马迁因为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搜刮民财以致民不聊生，最后被施宫刑，即便如此，仍然十几年艰苦努力完成了《史记》的写作。这种忧国忧民士大夫的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对下纳言。都说好话不如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领导要有这种胸襟。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先汉所以倾颓也”，这是真理。如果你周边全是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早晚都会失败的。骆宾王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在武则天当朝了以后，徐敬业以匡扶中宗为理由起兵要讨伐武则天，骆宾王为徐敬业写了一篇檄文《讨武曌檄》，这篇檄文把武则天骂得狗血淋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说这个人一出身卑贱，在唐太宗手底下就是一个一般伺候人的一个丫鬟，顶多替他换换衣服。但是这个人到了后来把整个道德伦理全部败坏了。武则天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很欣赏，说这个人的文章写得太好了！这就是气度。

所以对上要敢谏，敢于说真话、敢于提意见，对下要纳言，这是一个真正政治家、领导者应该有的气度。

还有一点，我认为做人要崇尚高雅。雅是气质的外化，文化底蕴是气质的内在要求，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因此要求无论做领导还是企业家，都应该用传统文化不断地涵养自己。多交一些社会贤达、文人雅士，杜绝或者少交酒肉朋友。历史上古人有八雅，琴、棋、书、画、诗、酒、茶、花，八雅对我们修身有好处，要有雅好。年轻的时候可以不计身体的成本，到60岁以后，当你慢慢衰老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雅好，在职的时候不觉得，一旦退了，除了找人谈话，别的啥爱好也没有。现在一大批领导干部是这样的，没人让你训了、没人让你谈了，那你干什么呢？所以要多交点有文化修养的朋友。

我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跟我来往最密切的还是一帮文化人，作家、书法家、画家，官场很少有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志同道合的知心者，只有知心才可以成为朋友，不知心成为不了朋友，天天酒肉也成不了朋友。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与君子之间才可以成为朋友。《朋党论》中讲“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当下的社会浮躁，这种浮躁之气弥漫，低俗之风盛行，戏虐历史，把历史文化庸俗化，在教育娱乐中非常普遍，几乎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要说社会的腐败，不只有贪官是腐败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见利不捞啊？只不过手段不一样，有的人是通过正常的手段取之有道，这是合理的，这不算贪。好多诈骗不都是老百姓吗？我上次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说，你管的文艺是无文少艺全娱乐，你看各个电视台放的全是这些娱乐节目，尤其是湖南卫视为最，天天弄一帮青春偶像派、小鲜肉在那里，一个个出场费动辄几千万，这是误导一批年轻人。年纪大无所谓，世界观已经形成了，没人去追星，现在弄得年轻人都去追星了，整个社会变成这样，就没人去认真读书、研究学问、研究科学了，还谈什么创新啊？

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最可怕的，第一是精英层、管理层无心干事不想办法把国家积极治理好。第二是在民间大家都不想正事，都为了钱，为了享乐。这就是当前整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根源。传统文化丢了，西方先进的东西我们没有捡过来，成为一片荒漠。

所以，2005年我就提出“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这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有可能断档。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领导干部层里中有不少人对传统文化有相当的隔膜。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一首浩然正气的正气歌，是泣鬼神气贯日月，慷慨磅礴的一首诗。要疾恶如仇，有仁爱之心，不要戾气，更不要民粹。按中央说的话就是要有正能量，民粹的思想现在世界上在蔓延，特朗普的上台、英国的脱欧，包括现在中国境内的仇官仇富都是一种民粹思想的反映。说实在的，社会从来是分阶层的，从来是有差别的，没有阶层、没有差别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这个进步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结束时，只有进行时。了解了这个东西就要摒弃那些民粹的思想，历次农民起义都是举着“不患寡而不患均”的旗帜，但最终都不成功，这就是一个规律。

1945年，黄炎培跟毛泽东在延安谈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可惜后来毛主席也不民主了。所以说，很多的领导人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不是万能的，更不是神。解决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就把他从神坛上拉到正常的位置。他是伟大领袖，但你也有错误，建国有功，建立这个政权是你领着共产党打下的，但是建国了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反右派、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错误吗？这是有历史决议的。现在有些人用民粹的思想，用现代的社会矛盾来呼唤毛泽东左时代的回归，这是极其错误和反动的。

总之，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政为民，责任担当。就是《论语》里面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文治武功的基本修养。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合格的人，就是值得你尊重的人，你的一生就会很坦然、很幸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