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习特会之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新版图

编者按：

2017年4月26日下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做客我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习特会”后的中美关系：政治经济安全新版图》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已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主持人：张思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智库报告厅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先生来做演讲。首先，我们对李成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乃至全球最著名的智库，其中，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也是美国对中国问题研究最权威的一个机构。李成先生多年来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为加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成先生对我们研究院也非常支持。去年，在第三届大梅沙论坛上，李成先生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现在，大家非常关注“习特会”后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就请非常权威的，既了解“习”又了解“特”的李成先生给大家做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讲。欢迎李成先生给我们做报告！

【李成】大家好！谢谢张思平理事长的邀请。这是我最近一年当中第二次来深圳，上次大梅沙论坛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从研究的主题，到多元化的演讲者，到对中国、世界前瞻性的分析，都说明大梅沙论坛是中国的一个品牌论坛，在此表示祝贺！同时，也祝贺创新发展研究院在过去短短几年当中，成为中国顶端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实际上，我也非常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研究关于中国智库和思想家的崛起。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不会是在一个知识界、思想界的真空中发生，而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底蕴。习主席非常重视智库的发展，我想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能够像中国这么重视智库。这对我们来讲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再次感谢有这次交流的机会！

一、习特会后的中美关系

（一）戏剧性的扭转

习特会的发生，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至少没有预料到会以这么快的速度发生，而且结果这么好。我想从中方的期望、美方的一些考虑，尤其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轨迹，来解释他戏剧性的转变。同时，我用了“习特哥俩好”通俗的语言来形容中美首脑的关系。特朗普对习主席访问进行的一些语言形容让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非常惊讶。

2016年11月以来的5—6个月当中，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特朗普还在竞选的时候，就以反华或者批评中国著称。他批评奥巴马、希拉里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软弱。他当选后见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安倍晋三，随后还跟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这一举动挑战了中国的底线。到目前为止，白宫的团队大多还是对华强硬人士。不过，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后面发生的事情非常戏剧性，他不顾华府各界的嘲讽，决意邀请习主席访美，而且邀请习主席到他自己家里。中美关系像过山车一样出现了180度的变化。

尽管充满了戏剧性，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变化，就会发现，特朗普在竞选总统前后并不是对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负面的。实际上，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尤其是就任总统之后，他不断地释放着很多积极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任命艾奥瓦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为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80年代中跟习近平有过交往，同时，他也是美国州长中担任时间最久的一位。这个大使任命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个任命早于对国务卿的任命。一般来讲，总统上台后先是任命国务卿，然后再任命联合国大使，然后过几个月才会任命驻外主要国家的大使，如驻中国大使、驻俄罗斯大使等。但是这次特朗普很早就任命了驻华大使。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表示了特朗普对中国的重视和希望跟习主席搞好私人关系的愿望。

第二个信号，美国的媒体没有注意，中国的媒体也没有报道， 特朗普最初提名几位内阁部长的时候就提名了赵小兰。美国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赵小兰的丈夫是共和党的大佬和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但是他们忽略了赵小兰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她被任命的职位是交通部长，而在美国的基础设施中，交通是一个重大的板块。这里面蕴含有很多今后政策走向的意图和考虑。

第三个信号，特朗普近期曾三次请教基辛格博士。基辛格是以对中国友好著称的，最近我注意到中国有人对基辛格不以为然。我认为当今在美国很难找到比基辛格对中国更友好的政治家了。如果中国不把基辛格认为是朋友的话中国就没有朋友了。基辛格确实也主张美国跟俄罗斯搞好关系，但是这不是冷战时期的三国关系，他认为这三国要通过合作来共同处理世界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在中国一些评论人士对基辛格有一些误解，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基辛格的理解是对的。习主席在特朗普就任前又见了一次基辛格。

（二）《交易的艺术》和特朗普的惯用策略

如果我们仔细了解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在选举以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对中国强硬。在特朗普的书——《交易的艺术》当中，他讲到谈判技巧时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谈判的时候，必须把对方最在乎的东西而又先前不在谈判桌上的内容即刻放到谈判桌上来谈。

第二，开始谈判的时候，出价要近乎荒谬般的高，然后逐渐降下来，这样你永远处于不败之地。你会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域，而对方还觉得你已经妥协了，实际上你是赢家。

第三，谈判中，所有的议题应该是相联系的，不要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安全。所有的东西要放在一起，这样可以扩展最后讨价还价的余地，使你赢得主动。

我们可以仔细想想这三个具体的谈判手段，被用于他的哪些对华政策，或者是对中国的一些行为和举措？

第一个，可以想到台湾问题。因为中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底线，是不能谈的东西。

第二个,可以想到贸易税率的问题。45%的税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事，真要让中国交45%的关税会影响美国本身的贸易。他可能最终想到的是20%、15%或者是10%，但是他提出了45%，这是他的谈判手段。

第三个，就是朝鲜问题。他就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你跟我配合，我不把你定位为汇率的操纵国并推迟或取消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或非议。

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看过他的书，就会发现其实里面早就有答案了。所以，特朗普也许是一个多变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实际上挺简单的，仔细看他并没有什么秘密。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不是突然变化的，而是早在情理当中。他希望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能够跟他配合。我觉得，虽然很多人说他学问贫乏，但他可能比前几届的总统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他和中国人一样有较多的全方位思考，把很多似乎没有关联的东西都连在一起。我想，也许在这个程度上，他跟前几届总统很不一样。

正是因为这样，从美国方面看，许多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早邀请习主席？当然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朝核问题非常紧迫，第二是他在跟俄罗斯改善关系方面寸步难行。当然，他一开始想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在美国阻力重重，几乎做不到，所以，他马上开辟另外一条道路。其实，就我看他现在还是想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三）中方对习特海湖庄园峰会的四大期望

从中方来讲，为什么习主席要见特朗普？很多人说特朗普非常不靠谱，新总统自己危机重重，中国领导人干嘛这么早去见他？但是我觉得，要见就早见。 事实上很多人排着队见，比如日本的安倍、加拿大总理、英国首相、德国总理、以色列总理等等都已见了特朗普。现在不见以后见，难道等他再见过安倍、见过印度总理以后再见吗？这是没道理的。正是因为特朗普有更多个人化的因素，更应该尽早跟他取得联系，来产生工作上的默契，或者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以我的理解，中国方面有四个方面的目的。这四个方面，中国只要取得一方面的成功，这个访问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但实际上至少达到了前三个方面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全部四个方面的目的。当然第四个目的的完成需要时间和具体实证的检验。

第一，两国元首建立个人关系。从毛泽东与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邓小平与老布什，他们之间的私交实际上在书写历史，改变历史。举一个例子，我认为正因为毛泽东与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个人关系使中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里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是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访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我认为，习近平跟特朗普的私交影响也会是同样重要的。

第二，为两国的战略关系定位。中美领导人决策的时候概念很不同。中国人比较考虑大的、结构上的，你怎么来定义我，你在战略上是怎么给我定位的，我们的关系应该怎么进行战略定位？而美国人更多的是看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等等。中国人对这些具体问题不如对战略问题那么感兴趣，而是认为如果你把我作为朋友，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谈；如果你把我作为敌人，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谈。这就是为什么习主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 ，最主要的就是友非敌的关系。特朗普也认可了这个大国的关系，而不是像前任那样带着意识形态来看这个问题。

第三，双方建立新的工作机制。我们知道，过去十几年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很多谈判机制，共有多达105个，包括环境、人权、地方、法律等等。但是，特朗普要把这些都改变，要变成主要四个领域：战略、经济、网络安全执法、社会和文化交流，而且很明确地表示这些对话机制不像以前中美双方各说各的一套，结果什么都谈不成。他要求要看到结果，更多地是要有交易，要解决问题。

第四，讨论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主要是关于朝核问题和如何避免贸易战的问题。这个谈判的内容我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中美双方目前不太可能十分清楚。不过，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默契，从逻辑上讲，是无法想象在前面三个领域会取得现在这么大的成果的。因此，这次会面有可能在四个领域都取得了很重要的突破,尤其是在建立私交方面。两位领导人在会晤中表现出的亲密举措，包括家庭聚会等等，让很多美国人跌破了眼镜。而且，特朗普说了很多令人惊讶的话，包括“我们建立了非凡的友谊”，“这是一个美丽的开始”，还说“我真的喜欢他，我想他也喜欢我”，“我认为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我认为他是能和我相处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们的关系很默契”……最后新华社将这次访问定位为“友谊之旅”。可以看出，中美首脑都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见面，他们形容这次会谈时最常用的词汇就是“友谊”。

（四）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相似之处

为什么他们能够形成这样的关系？这一私交是不是靠谱？能不能持久？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他们见面前一星期，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强调了他们建立友谊的可能性，和习特两人的共同点。但是西方往往强调习近平跟特朗普不同，实际上他们的共同语言比我们想象的远远要多。我举了几个例子：

两位领导人都是非常强的领导者，习近平有“中国梦”，特朗普要使美国重新伟大；两人都把反腐败作为政治上的策略；两人都不喜欢受行政体系束缚，喜欢果断地采取一些举措；他们对媒体自由都有很强的保留态度，同时又非常重视使用社交媒体，特朗普不断地写推特，习主席的粉丝有“学习小组”；同时，两人对国内政治与外交事务的紧密关系都非常敏感；两人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以及前一段时间公布的雄安新区发展战略，而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基础设施是他重整美国最关键的一项工作，所以他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此外，最主要的是两人都是乐观者，都能够将逆境中的因素转为己用。丘吉尔曾经说过“乐观者和悲观者的区别在于：乐观者在危难中看到的是机会，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的是危难。”仔细想想，习主席五年前开始领导中国，当时也是中国问题非常多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习主席有志于改变中国的逆境，虽然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对这些问题他处理得非常好。

二、习特会后的中美政治关系

（一）美国的分裂

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我说过他为什么有可能取胜，我认为他靠的是“五反”。首先是反腐败。他反对现存政治制度中的政商勾结和政治腐败，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奥巴马，不管是政治、宗教、教育，还是体育领域的腐败。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自己也有问题，但是他以此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其次是反精英。包括他对主流媒体的不满和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再就是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民权。如果说前两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后三个在一定程上是跟美国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事实上，支持特朗普的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反全球化的人不一定反民权，反移民的人不一定反精英，反腐败的人往往不反民权。但是，在2016年11月，所有的这“五反”势力走在一起，使他取胜了。这个取胜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特朗普有很多人格缺陷，他的很多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包括很多观点跟美国主流价值观是相违背的，而且对女性、残疾人、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一般人都无法接受的，如果是大学教授这么说，都是会被开除的，但是他居然做了总统。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的人品好一点的话那还不大胜了？

这反映了美国的分裂，美国现处于难以修复的种族歧视和社会分裂的状态，伴随着媒体对总统经久不息的嘲讽，这种分裂牵涉的是价值观的对立，而价值观的对立是没那么容易修复的。同时，还有关于总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这也是一个不会短时间消失的问题。

这是前几天刚刚出来的统计结果，关于在总统大选中亚裔不同的种族的投票比率，蓝色是投希拉里，红色是投特朗普。可以看出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阿拉伯、印度人、韩国人、柬埔寨人中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很少，华人比多数亚洲人多一点，但也只有不到1/4的人投了特朗普，大部分人还是投了希拉里。亚裔跟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大多数都投了希拉里，可以看出美国在种族上的分裂还是很明显的。

（二）特朗普的团队

在海湖庄园短期访问期间轰炸叙利亚时特朗普的决策团队，这是他核心的团队。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跟中国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去年曾访问北京和杭州。但是他非常保守，对于堕胎、同性恋等问题都非常保守，所以，美国的开明派对他的仇恨和忌讳远远超过对特朗普。这是为什么民主党始终不想现在弹劾特朗普，而共和党某些人想弹劾特朗普的原因，就是因为副总统代表极端保守势力。

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是他的左膀右臂。他的白宫核心团队是三个人，包括白宫办公室主任莱恩斯·普里布斯（Reince Priebus）、总战略师兼顾问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顾问凯莉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这里面最主要的是斯蒂芬·班农。从新闻上看，我们会觉得特朗普好像要把他赶出去，实际上真真假假不那么简单。而在对华问题上，斯蒂芬·班农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务卿蒂勒森，跟俄罗斯有很密切的关系，以后在中美关系中也会起一定的作用。

特朗普的经济团队主要是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他们都来自于高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特朗普跟华尔街之间的关系在选举后可以迅速地改善。

他的安全团队是三位军人，我们知道美国的安全团队大多数时候不是军人，而是文职人员，但是这次是三位退伍军官。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将军（James Mattis）、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erbert RaymondMcMaster）、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将军（John Kelly），其中最重要的是麦克马斯特，他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位军官，他代替了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这也意味着白宫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改变。

亚洲事务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白宫中国事务主任乔纳森·弗里茨（Jonathan Fritz），这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团队。其中，43岁的博明以前是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参加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跟迈克尔·弗林有很多的交往，所以由于弗林的关系，他进入国安会，成为亚洲的资深主任。彼得·纳瓦罗是以反中国著称的经济学教授，也算中国通，是个极端的反华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是他跟研究中国主流的专家关系一直不好。乔纳森·弗里茨还没有宣布，他现在在中国大使馆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这几人的职务都比较低，经验也不是特别丰富，决策最终还是由高层来决定，他们主要是落实运作。

（三）中美友好关系新共识的艰难

刚才讲到了中美关系有关机制方面的问题，包括两国首脑友谊的建立、中美的融合，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边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目前美国商界对中国持非常批评的态度。他们要求国会对中国强压，尤其是对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钢铁和其他产品的反倾销。 同时由于其对中国涉外新法律的困惑，他们反对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强。

第二，美国的智库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日趋负面。在2007年美国外交委员会出的报告中，对中国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提出了对中国今后发展的很多乐观期望；而美国外交委员会在2015年发布的一个报告中，非常强硬地提出中国威胁论，包括军事威胁和经济威胁；再到2017年，亚洲学会的报告，本来是准备写给希拉里总统的，也提出要对中国强硬。所以，美国的智库现在对中国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强、越来越负面，这个倾向中国方面应该要更多地了解。

第三，民调对中国看法日趋负面。图3是皮尤民调公司刚刚完成的美国民调，橘黄色是美国对中国负面的看法，绿色是中国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2005年的35%上升到去年的55%，整个环境是非常不尽人意的。

美国人对中国担忧什么？批评什么呢？最多的是经济方面，包括网络攻击、中国环境污染对美国的冲击，美国的丧失就业，美中贸易赤字，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

三、习特会后的中美经济关系

（一）特朗普的经济蓝图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蓝图表现得很清楚：第一，减税。不仅是减穷人的税，更重要的是减富人的税，最高从45%左右的个人所得税减到25%，这是为什么他得到富人支持的原因，包括华尔街投向他。公司税方面要从35%减到15%。这会大大刺激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市场。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要大幅增收外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主要是中国。美国的贸易赤字有70－80%来自于中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会对中国强硬，不管两国关系怎么好，特朗普都会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施压。不要把这解释为特朗普的个人看法，其实美国各界人士都觉得美中贸易不公平。我个人也同意这一观点，中国本身的保护主义已经到了最终会损害其自身利益的地步，当然这不是说美国没有问题。但这是不同的问题。

第三，制造业回归美国，吸引美国企业在海外数以万亿的美元回流。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美国制造业不管是就业人数还是就业总数的比例都在下降，所以迫切需要重整、改变。

第四，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去年是三十年当中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最低的年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大大缩小。特朗普计划将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从5500亿上升为未来十年的1万亿。

（二）特朗普经济新政的障碍和可行性忧虑

特朗普经济新政的障碍首先来自于资金困难。美国现在债务累累，特朗普的经济举措会让美国重新欠很多债，而且国会也不会批准。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这使我想到了美国为什么不参加AIIB？为什么不参 加OBOR？我告诉你们，也许你们无法相信，原因就是没钱。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国会审批的，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这跟遏制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经济的原因。所以，没有国际合作，他根本就做不到基础设施这一块的大规模发展，而国际合作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但是，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会错误地认为这是为了遏制中国。

再者就是劳动力方面的障碍。特朗普要在与墨西哥的边境上建墙，但墨西哥人对美国的贡献太大了。建了墙以后，美国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很多白人不愿意做苦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和财力，因此，特朗普的政策中也有很大的可行性的忧虑。

特朗普有一点做得非常厉害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就是大幅度地削减财政预算，图7是美国几个部财政预算削减情况，可以看出，包括教育部、劳动部、农业部、环保部、国务院等等都在削减，并且是大幅度削减；只有退伍军人、国家安全部和国防部是增加的。

蓝线表示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而红线是就业，红线下降而蓝线上升，这说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需要劳动力，而是通过机器的替代、科技的发展实现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实际上解决不了就业的问题。

再讲讲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中国必须要注意到美国人为什么对中国有很多批评，这跟他们本身的经济处境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没来过中国，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的富人乃至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富。中国的中产阶级自己觉得日子难过、困难，但是毕竟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在增长。但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在萎缩，目前已经低于50%了，而且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是负债的，如果他们失业，问题就很严重。美国的房贷对中产家庭的负担很重 。

中国服务业的保护主义跟美国相比是非常明显的。这也说明为什么美国很多企业一直在抱怨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在未来100天美之间的谈判当中一定会是一个主要的内容。

当然美国也有很多限制中国投资的举措，比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CFIUS），这是中国大企业到美国投资需要通过的一个审查。CFIUS使很多外国公司花了很多财力物力但最后不能在美国投资，美国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来限制。在2012年到2014年间，被CFIUS审查不通过的案例中，中国有68个，英国是45个，加拿大是40个。中国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针对性非常明显。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不让你投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跟中国关系的改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样的阻碍。

（三）中美经济的互补性

我个人认为中美经济还是互补的。首先我们要看到中国和美国作为第一经济体和第二经济体的巨大市场，同时，中国目前国内消费在增长，服务业在发展，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以往美中经济关系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人消费太多，没有存款，而中国人存款太多没有消费，这种互补性现在依然存在，而过去几年当中中国消费和服务业的增长可以减少这种状况。中国的绿色经济有很大的潜力。因为美国在这方面也有优势。对美国来讲，美国振兴基础设施需要中国大量资金的投入。这里有一个数字，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2016年前10个月，国内基础设施总投资为1.4万亿美元，这多于特朗普上台前10年美国基建投资计划的总数。

四、习特会后的国际安全问题

(一)首敌在中东

在安全问题上，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特朗普的首要敌人是谁？这很清楚，是伊斯兰国，是穆斯林极端国家和群体。朝鲜、伊朗、俄罗斯都不是特朗普的首要敌人。但美国的外交挑战是谈俄罗斯就要色变，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他们从来没有换位思考过俄罗斯怎么看美国。特朗普本人希望跟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困境重重。

（二）特朗普与国际安全新版图

特朗普跟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不同？了解奥巴马外交政策的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奥巴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做总统的时候有非常强的理想主义。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结束了两场战争，关闭了关塔那摩基地，削减了军备开支，同时对日本广岛、古巴、越南做了化解历史积怨的象征性的访问，这都表现出他希望塑造一个和平的形象或者是氛围。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不管是G20、G7、APEC还是TPP，包括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并签署了巴黎协议，都反应了他的理想主义。而这些，特朗普一个都没有。

在奥巴马时期，大国关系实际上非常糟糕，尤其是跟俄罗斯关系恶化，美中关系不能说恶化但是非常低落，到了各自为敌的状况，不能说这是好事情。而安全领域，频繁的恐怖袭击和严重的核扩散威胁，日增的网络不安全，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

特朗普有着不同的治理世界的理念。他首先希望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目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共同治理中东，因为美国承担不了这么高的支出，所以希望通过俄罗斯来遏制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扩展，同时防止该地区的核扩散，并从油价当中得到获利。第二是避免跟欧洲的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这是对奥巴马政策的大幅调整。当然，从中他也可以赢得应对中国的筹码，但并不是遏制中国，他只是打打牌而已。现在，特朗普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中国经济在全球和双边关系中的重量都是俄罗斯不能企及的，中国是美国的第3大出口国，而俄罗斯则排名第28位。同时，中美两国的友谊历史渊远流长，美国民众对中国比对俄罗斯更有好感。以前在美国研究俄罗斯的人骨子里面是仇恨俄罗斯的，而研究中国的人骨子里面对中国是友好的。即使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中国，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误解，或者是希望的落空，而不是仇恨。就美国民众对中国比俄罗斯有好感举一个例子，如美国人领养孤儿，大多数会选择领养中国和越南的小孩，很少选择领养俄罗斯的小孩。而且，去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30万，而俄罗斯的不到6千，这是很大的不同。

特朗普的全球理念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一是基辛格，二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尼尔·弗格森2016年11月在总统选举结果刚刚出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特朗普的新世界秩序》。其实，文章早就写好了。尼尔·弗格森给特朗普出主意，他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失败在于缺乏对国际秩序的整体思考和战略框架，所以他建议特朗普要扭转美国外交的威尔逊主义也就是理想主义，要重新组建美中俄新威权主义联盟。不是暂时建立这个关系，而是组建一个联盟。因为，正如刚才讲到的在安全领域当中的诸多挑战，大国既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也是受害者，而且更多的是受害者。但是没有大国的参与，世界上的很多安全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很遗憾，现在大国之间只是在互相指责对方，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合作。除了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开始与美国合作，但是在反恐、核扩散、网络安全上美中俄都是各做各的一套，互相对着干，这是当今世界一个很可怕的现实状况。

尼尔·弗格森建议特朗普在贸易和南海的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的冲突。基辛格也这样说过，弗格森同样这样说，他说要寻求全面协商，奥巴马确实在往这方面走，但是并不是这么好走。美中俄新威权主义联盟是不是可能？中国的周边地域现在还面临着很多挑战，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是中美之间的互动、管控分歧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挑战。

特朗普的执政，确实有扑朔迷离的方面，他确实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交易。犹太大商人索罗斯说他没有什么原则性，但是原则性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变得非常意识形态。特朗普采用以美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或者说是机会主义、民族主义。他对意识形态输出不感兴趣，他大胆选用金融业的领袖、退休将军，包括有争议的人，他在谈判的时候蛮横、极度要价，他不在乎形式。像基辛格说的，他着重于结果，非常重视大国关系，雄心勃勃，渴望有所建树，并且青史留名。

去年12月份，基辛格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时，我讲了一句话，被中国新华社报道过，“特朗普要么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要么可能会失败得非常凄惨，但就是不会介于两者之间”。我还是这样认为。特朗普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来改变现在的状况，也许这是美国的最后一个机会，但是由于他的价值观念，他失败的可能很大。因为从总体来讲，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总统，他到底能够走多久、走多远，都是一个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的事情。

中美关系确实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而且中国即将召开“十九大”。相比较而言，中国又处在一个非常好的背景中，尽管思变与求稳的矛盾很明显，但是这个“变”不是中国引起的，而是世界反全球化的势力引起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元首私交的良好开端和相似的使命感。习主席讲“历史的担当”；而特朗普，尽管他有很多缺陷，但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这当中有很多事情他用的药方应该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是错的，但就恢复美国经济，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模式而言，又有一定的合理性。不管怎么讲，由于特朗普的出现，由于英国的脱欧，由于其他的一些情况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猖獗、北朝鲜不断挑战全球秩序，全球的政治经济处在一个结构重组的过程当中。

这使我想到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的一句话：“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及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特点。” 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领导者的智慧，需要对对方、对全球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

谢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互动

环节

Q：这次“习特会”以后国内有媒体说，把“习特会”跟中美关系前两次伟大的转折相提并论，第一次伟大的转折是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握手，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访问美国。甚至有说“习特会”的意义可能更加深远。

这次习主席有一个说法：“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个话说得非常没有余地了，“一千个理由”，这就表明了这一次“习特会”是一个新的，或者比过去两次更重大的一个拐点。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将会稳定较长一段时间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中美关系会对中国今后发展和国内的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A：历史人物需要用时间来评估，我们还处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这使我想到了曾经有人问周恩来，问他怎么看待法国革命？他说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所以关于这次会议的真正意义，我觉得可能现在来讲还是为时过早了一点。但是我是在这个会谈之前比较少的几个乐观者。我最近发表的一连串的文章都提出，美中关系会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变化，我说的是“要有想象力”。这是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出于我对这美中两国元首的观察，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倾向，就是希望美中关系搞好，这是真诚的。举一个例子，我对特朗普的外孙女唱中文歌有很深的印象，她的弟弟也是这样。

我觉得习特谈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主要原因是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选择。对于任何美国的决策者来说，都能看到在目前面临这么大的挑战，四面树敌的情况下和中国作对不是什么上策。习主席讲得非常好，两国有太多的理由在一起合作。在经济上、军事上目前来讲中国还处在发展的早期，还有很多的发展余地，尽管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中国面临很多国内的问题，包括经济、金融、环保、社会、政治等等，需要不断地改进。现在两国领导人的挑战是什么？是帮助教育各界的利益集团、美国的民众、中国的民众，对中美合作重要性能够认识。这是需要时间的。

我也看到很多的难度，首脑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两国领导人的默契还是不够的。如果总统换了情况是不是会很糟糕？我觉得不见得，虽然我们必须要看到，实际上特朗普的很多特殊情况、他的不可捉摸的地方，为两国关系造成了很大的不利方面。但我不同意一种说法，说中美两国的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好也好不到哪里。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中美关系就是要有想象力，要成为朋友。这次“习特会”让中美成为了朋友，至少两个首脑成为了朋友。难道“好也好不到哪里”吗？我们就是要往好的方面想，要为此努力，因为事在人为。

特朗普这个例子回过头来再讲。1972年以来八届总统都是走了同一条路——跟中国合作。原因就是他们的选择余地是很小的。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打仗了，会是因为什么？我想不会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我对亨廷顿讲的文化的冲突是不屑一顾的，中国的文化怎么可能会挑战西方的文化，更多的是融合、交流和并存。也不会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现在不存在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美国也不是希望把中国完全打下去，中国也不是那样。中美之间是有很多的共同点的，包括对法治建设的重视。当然会有利益的不同，但其实中美之间很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的前财长萨默斯讲过，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都做得非常好，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都做得很糟糕，但是他根本没法想象其中一个做得很好，另外一个却一败涂地。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是全球化，大家都从对方的成功当中获利，而不是相反的。

既不是由于文化，又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也不是由于利益冲突，包括朝核的问题上现在很清楚，中国第一位的考虑是跟美国相吻合的。那么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原因会是什么？误解和误判。我有幸在中国生活了30年，然后在美国生活了30年，我现在还在不断地学习中，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来中国的原因。我觉得有太多的误解、误判，很多事原本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很多人以自己的想法套在对方的身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交流、合作，共同的研究、对话，各层次的对话就显得非常重要，反过来又影响了决策。

我刚刚说到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首先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对了很多事情，你可以想象，当时特朗普做的这些事，中国如果过度反应，两国关系将会走向何处？走向不归路都有可能。所以必须要说中国领导人没有在这上面犯错误，做了正确的判断。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肯定，但是未来对这次会谈的定位是什么，我觉得还需要看一段时间，尤其是看怎么跟各个国家的各种利益集团、各个层次的民众来解释这个政策，这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两国的经济都处在一个调整阶段，不是那么容易的，换位思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更要加强对对方的了解。为什么会有报怨？有的根本没有道理，有的有一定的道理，然后怎么能够通过谈判、合作来处理这些争议和分歧。

Q：美债现在的数额特别大，特朗普又要建一些基础设施，现在又到了财政悬崖，美国对于美债的问题怎么看？因为美债是他们国内的债，又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大块，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A：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也经常接触这些问题。首先美债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特朗普很多的振兴美国的计划将会使美债越来越大，而美元今后的动向，它的强势或者是弱势，都会对整个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

中国现在在做更多元的挂钩，中国已经成为了SDR（特别提款权）的一个主要的货币，而且中国在这方面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中国银行研究局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讲到，这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事情，今年跟明年的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月跟下个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有这样的认识非常重要，否则由于人们的投机会对全球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个动态的趋势应该是很明显的，中国人民币越来越强大。但是目前中国对房地产泡沫、对资金外流的担忧，都使政府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地步。所以结果就是大家在不断地制造货币，但这只是推迟了很多的矛盾，未来很多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个突然的变化。

从总体来讲，我们处在一个金融非常不稳定的阶段，这也解释了很多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中国的金融改革迟迟不能推出来，这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机会，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氛围。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全球战略和安全的问题，跟世界秩序的稳定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无法更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所表达的担忧是对的，l特朗普政策的意义和你的解释也是对的，但是中国已经有所准备，这不是由于特朗普才准备，特朗普之前就有准备。

Q：我看到您本科是学文学的，硕士在加州伯克利学的是亚洲研究专业，博士是在普林斯顿读的政治学专业。我相信今天您演讲完之后，我们在座各位对您本人是很好奇和崇拜的，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个人经历，也结合这个经历谈谈目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对我们晚辈有些什么建议？

A：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我换了很多的职业，在中专读过书，在上海做过医生，当时中专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了。到伯克利的时候我走错了门，本想继续学文学的，但是在伯克利有三个关于亚洲学的院系，一个是研究亚洲的文学，第二是研究亚裔美国人，第三个我不想进但是最后进了，就是亚洲的政治经济。当你选了这个是不能马上换的，所以我就只能学了。伯克利当时有很多非常重量级的老师，而且我得益于他们很多关键性的指导，当时我还是喜欢文学、关于“五四”运动当时有一本书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我觉得太好了，想研究文学。

但同时我对技术官僚的课题感兴趣，当时技术官僚在台湾开始出现，在80年代中叶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这个概念。所谓的“技术官僚”就是学工程师出身的人做党和政府的官员，当时有一个部长级的官员就是李鹏，省长省委书记层面为零。我跟我的导师提出了我感兴趣的两个方向，他说你不要研究五四运动了，很多人在做五四文学的研究，他说你就做技术官僚研究，未来会是中国研究的热门。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做中国技术官僚的研究，过去三十年中国技术官僚迅速上升，到最近几年出现下落，这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当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就是中国的中组干部都在里面了，开始是几千人，现在到了近3万人了，当然也同时建立其他几个专题的数据库。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如果到海外去学习，首先你要不断地适应环境，有的时候是歪打正着，你要回避自己的短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就像我研究中国政治是关于领导层的，我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比较少研究的，毕竟到现在还是比较敏感的。

你要研究人，人是最难研究的，西方人搞不清楚，比如你建的数据库输入“党委书记”，还有一个是“党组书记”，谁搞得清楚这两者间的不同？西方没有人搞得清楚，你叫一个外国文化背景的人来搞这个东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抓了这一个空档开始做研究，然后逐渐地被接受。你要人家接受是要通过很多的数据来支撑的。

最近十年我加入布鲁金斯以后，跟中国的领导人本身有直接地接触，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觉得这是对对方的尊重。我希望能够更多的用数据说话。但是对我来讲，跟他们接触，尤其是和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触对我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这样的机会以前是没有的。另外由于布鲁金斯学会经常与美国的政要接触，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国会议员或行政部门的官员，这种接触告诉你很多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老是在说，有很多东西是外界误解。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谈话的内容录音下来给中国人听会怎样，美国的决策者绝对不是要遏制中国、不是要打压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包括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他们认为你跟他是一样的人。但种族主义者不会认为中国会有民主，他们会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是低人一等的。这种种族主义者是极少数。

还是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年轻人出国留学或者不留学都是有利有弊的，而且我觉得要结合自己的长处、短处，根据自己的喜好，所有你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以前学的文学、医学，亚洲学，政治学和各种各样的知识结构对我今天对领导人的研究，对美中关系的研究都是有用的。

我10年前到智库工作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原因是我觉得现在智库越来越重要。在美国现在出现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学术非常专业化，跟实际脱离了，也就是我经常讲的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政治学变成了极端的统计学，实际上我做的数据研究不需要非常高深的统计模式，只要百分比就可以了，何必要那么专业的、没有多少人看得懂的东西，这种量化走入了一个极端。智库好一点，智库必须要回答很多的现实问题。

我还是非常乐观地看待中国智库的发展，尤其是像你们这样在短时间当中做得非常好。西方现在变得越来越保守，包括特朗普对华政策，我想用李白《早发白帝城》的诗句形容中美关系，这两句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尤其在美国，批评声不断，这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特朗普的问题，而是美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保守、僵化。当然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有的跟中国毫无关系，更多的是与美国政治有关，但这都会造成很多错误的解读。

目前美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界、大多数是反对特朗普的，没有进行很合理的调整，所以这也造成了他们对习特会评估判断上接连出现的很多错误。

Q：4月24日特朗普宴请了安理会的代表，他在里面谈到了美国对世界的付出，包括30%的军费都是他出的。我们刚刚谈到中美俄三国的治理架构，他把整个安理会请到办公室来，他是想建立一个什么样层级的架构？

A：我的理解，他最紧迫的问题是关于朝核的问题。同时你刚才的解读是完全对的，实际上特朗普跟斯蒂芬•班农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就是认为美国承担这种全球领导者，继续从事福利社会这条路走不下去，要进行调整，在全球当中要非常有针对性地来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否则承担不了。而福利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调整，这是班农跟特朗普主要的想法。

班农曾经讲过，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他，一个是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说明整个金融业会失控，会对整个世界有灾难性的影响，所以他要改变美国的运行模式。另一个是“911”，他说仇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必须要有所反应，否则会接连不断。他的这个判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可以了解他们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