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灰色收入”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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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结构促改革，恢复增长动力
恢复增长的动力不能靠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只能产生短期效应，而带来的长期负面的影响更严重。根本的问题要靠调结构、促改革。首先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调整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数据，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过去大幅度上升，消费率是大幅度下降的。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让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回落10个百分点以上，回到大约35%。就是回到80年代、90年代的水平，消费率提高到65%，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内需应该能够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内需带不动经济增长，一说扩大内需就投资，一搞投资就产能过剩，搞得问题越来越严重。
老百姓的消费不能扩大，根本的问题就没解决。根本的问题要让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匹配，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要快于经济增长。把消费比例过度的偏差调过来。最近几年居民的消费增长是加快了，我认为仅仅是调整的开始，还需要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做这种调整。这会相应地带来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比如服务业还会持续更快地增长。传统的工业建筑业需要瘦身，围绕消费的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要加快，要靠这些产业来引领经济的增长。
我们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转移，我们希望靠过去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那个产业的比较优势来保持高增长，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收入水平已经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们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来促进这个比较优势的转移，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因此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说到提高消费率，就有人讲需要刺激消费，也有人说刺激消费没用。其实“刺激”这个概念是错的，消费不是刺激起来的，特别是居民消费,是老百姓的合理选择。老百姓有怎样的收入水平，就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储蓄率高和低都跟居民收入水平、和对未来的预期有关。这里可以提一下，比如说工薪阶层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失业保险，医疗要靠自己花钱，将来孩子的教育要靠自己花钱，买房子也要靠自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你敢消费吗？你必然是高储蓄。如果说我们社会保障健全了，我们的公共服务健全了，做到和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居民的负担可以大幅度地减轻，居民的消费率可以提高，储蓄率可以降低。所以需要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一方面促进居民收入比较快地提高，另一方面改善解决老百姓问题的公共支出。要改善居民的医疗、教育这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保障，其实是政府要来增加消费支出的，这个消费支出不是政府用于自身，是政府用于老百姓，政府要做这样的调整。
最近几年结构调整已经可以看到有初步的成效，比如说消费率回升了2%，2014年是51.4%，比2010年提高了2%。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几年相对而言也加快了，快于GDP增长，城乡老百姓都算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是略快于GDP增长。长远来讲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增长，你老是快于GDP增长也不行，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劳动报酬占比过低，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居民收入过低，需要有一个时期工资增长就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要快于GDP的增长，这样结构失衡才能调过来。需要有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
最近几年有初步的成效，消费的需求贡献超过了50%，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50%，可以说是结构再平衡正在进行，但是还在初期阶段。而且这种结构调整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制造业不景气，所以第二产业增长放慢了。这是短期因素。所以未来还是需要继续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比如宏观政策方面，我们现在说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稳健吗？我认为不稳健，比如M2比GDP高了7个百分点，不能叫作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需要切切实实地恢复中性。因为在现在这种货币政策之下，银行大量地放贷，杠杆率迅速地上升，总债务已经是GDP的2.5倍了，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债务规模了，再继续上升下去不得了。未来的金融风险可能越来越大。
现在中央提出来去杠杆很好，但是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去杠杆，而且杠杆率直到最近还在继续上升，这个是需要调整的。如果要把保短期增长率这个目标放在第一位，用过去那些老办法，大量的银行放贷、大量的政府投资，就会不断地促进结构失衡。现在要向结构再平衡的方向调整，应该在未来两三年允许更低的经济增长率，低于6.5%不要紧，低于6%也不要紧，短期现象。但是通过调整才能够保持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财政政策，我认为财政政策是需要转型的，我们现在政府最关心的是投资，但是投资过多了就会造成产能过剩、造成泡沫。哪怕在基础设施领域，也有有效和无效的区别。有些基础设施投资很好，投了以后带动经济增长，有些就不太好，比如有些地区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多少车跑，从银行贷款去修这条高速公路，修的时候说我做了成本效益分析，靠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几年能够把贷款还掉，没问题。结果修完了以后没车在路上跑，收的钱远远不够还贷，甚至连维护的成本都不够。结果还要不断地亏损，不断地往里贴钱，银行贷款就变成了坏帐，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个有效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也要投在有效的地方。
更重要的一点，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扩大投资，这对财政政策的理解过窄了，实际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包括政府的民生支出，而且这个应该成为主要的方向。把重点转向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改善教育、改善公共医疗卫生，促进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我们国家7亿多城镇常住人口，三分之一没有户口，是所谓农民工。按照统计调查，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被城镇社保体系覆盖，在这方面可能深圳做得比较好，基本上都纳入社保了，很多地方没有做到，很多地方农民工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或者说一个工厂里一千人只有一百人享受到保障，剩下的九百人没有保障，随时都可以丢掉工作，但丢掉了工作以后没有失业保险，将来没有养老保险，就是在工作期间也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各种福利，他看病还要自己花钱，这种情况还非常普遍。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城镇化大幅度提高了，这些相应的工作没有跟上，很多人已经长期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对城市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没有被城市承认为城市居民，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房也没你的份，孩子上学这几年有改善，但是中考、高考要回老家去，不能在本地参加中考、高考，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2亿多人在城市里，他实际上不是稳定的城市居民，他还是漂浮的人口，把父母留在农村，把孩子留在农村长期没人照顾，自己在城里辛辛苦苦打工。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提高居民消费？我们的政府其实最主要需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公共服务这是第一位的，投资不是政府的第一职责。当然基础设施投资需要政府来做，但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公共服务，这一点过去可能各级政府有很大一部分是搞错了方向，重点放在GDP上，要提高短期GDP的增长，要扩大投资，要政绩。政绩都表现在投资上，都表现在GDP增长上，忽略了公共服务，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府职能要转变，政府支出结构要转型。
财政政策应该还包括一项就是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现在总体而言，一个企业如果要给工人“五险一金”都上满的话，可能相当于工资总额的50%，光算“五险”也得40%左右。对很多企业来讲这是很沉重的负担。在我看来企业的负担需要相对减轻，政府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政府把社保缴费的一部分责任担当起来。
拿什么来担当？第一，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投资。第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其实我们现在行政管理支出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的1/4，比发达国家高了十个百分点以上，有很多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你看各地政府盖的豪华大楼，是当地最高标准，这在制度严格的国家是不允许的。再不够怎么办？政府短期内可以扩大财政赤字，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有效的来源就是国有资产。我们现在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产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可以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或者是通过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间出让部分国有资产，通过市场转让，来为社保筹资。我认为这些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是可以做的。这些做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扩大社保的覆盖率。很多的企业因为觉得负担重，所以宁可不给工人上社保，导致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
产业政策方面恐怕也需要转型，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是鼓励这个产业、刺激那个产业，给各种优惠政策，但是这些特惠政策实际上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你给谁优惠，谁占便宜，但是不给优惠的企业，哪怕效率高都没用。甚至低效率的企业拿到了优惠，高效率的企业反而还拿不到优惠，造成很多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恐怕产业政策需要从过去那些传统的优惠、特惠政策的思路，转向普惠政策的思路。什么是普惠政策，就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大家一起减轻，我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在这个起跑线上大家公平竞争，不要这个政策给你不给他，有选择地做。这种选择性的政策多了，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
市场垄断现象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需要减少垄断，鼓励竞争，改善企业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的研发、创新。在研发创新方面，我曾经跟一些企业家聊天，我说你研发创新方面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我不搞研发是等死，搞了研发找是死”。我研究出一个新产品出来马上别人抄走了，我花了成本，他又不用成本，结果我的成本收不回来，我不是找死吗？这个东西是阻碍企业研发一个很负面的因素。过去我们讲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考虑到国外的企业有这样的要求，国内企业同样有，在国内市场上同样需要知识产权保护。
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刚刚说了半天都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如果政府不断地追求把GDP高增长、高投资作为政绩，就很难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府需要在这个方面进行转变，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把市场能完成的资源配置的任务还给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间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否则的话这个目标就完不成。政府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把这个任务还给市场。而政府要负担什么？要负担市场做不到的那些事情，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秩序，这是政府要做的。
当然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建设、规划这些也需要政府来做。我们国家的政府过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经营性的政府，今后要向服务型的政府来转变。相应的,我们官员的政绩考核这套体系需要转变，政府的激励机制需要转变。政绩考核体系的转变并不是说仅仅增加几个指标，有的人说不单纯考核GDP了，我增加几个指标，你就业率高还是低，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加几个指标有好处，但是这些短期的指标都和GDP连在一起，所以加来加去没多大的改变，他关心的还是GDP。
实际上最根本的改变是什么，是政府从对指标负责转向对老百姓负责，让老百姓满意，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所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这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些改革要一步一步地做，第一步需要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审批。
在收入分配方面，刚才说的这些都关系到收入分配，但是还要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是关键，其中包括调整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关系，也要纠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其实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刚才说到灰色收入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秩序是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企业家也不许拿高收入，官员收入都要下降，不是这个意思。企业家他企业经营得好，对社会做了重大的贡献，应该有高收入。负责的官员也应该有和他的身份地位相适应的高收入。所谓“高薪养廉”并不是必然的，但是让一个负责的官员拿老百姓的平均工资也不现实，因为过低的工资水平额外地造成了贪腐的可能性。所以这些方面市场能解决的还是要让市场解决，政府官员的收入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水平，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限制工资，在这方面我觉得不应该做过多的限制。当然你企业搞得亏损了，高管还拿高收入不象话。但是经营得好为什么不能拿高收入？我觉得这方面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关键是在于建立一个正常的分配制度，特别是要遏制腐败和不公平的现象。
财税体制改革未来应该成为一个关键的领域，我们国家2014年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6.4万亿，占了GDP的1/4。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超过财政支出的25%，但是公共教育、医疗这些方面支出相对来说偏低，居民还有很多没有户口，这些问题都需要一步一步来解决。
这个解决需要有一个财政体制的转型，政府支出结构需要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当然其他方面财政体制改革还有很多的议题。
金融体制改革现在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是金融市场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公平竞争。我们老说中小企业或者是小微企业贷款难，为什么贷款难?银行对企业的资信这些考核有一套复杂的标准，然后还要你有担保，这些事情对银行来说也很麻烦，要让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也很难。但是我们国家小的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要给小企业融资的话，必须要有一大批小型的、民间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到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来，这方面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缺陷。
土地制度方面要改，我认为市场要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应当包括土地资源。但是土地市场的开放当然不可能一步做到，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复杂的问题，要一步一步稳步推进，但是不能不做，要切切实实地推进。
户籍制度要改，2020年要增加1亿户籍人口，要给1亿人上户口，这不是一个很野心勃勃的目标，2亿多人没户口，你解决了1亿还有1亿多，而且在这中间还会不断增加新的非户籍人口。但是这1亿人口能不能解决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各地的进展非常缓慢。我最近到重庆去发现他们那儿做得比较快，400多万人给了户籍，这是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很多城市这方面没有做或者是做得非常不够。
五、未来经济增长展望
短期的经济增长有人说已经到底了，接下来要上行了，一季度已经好转了，我认为那不意味着经济就此上行。其实一季度很多指标的好转还是因为政府投资增加了，贷款也扩大了，所以带动了一些指标增长。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未来两三年经济增长恐怕仍然不乐观，但是宏观政策不能把保短期增长作为重点，而要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中长期增长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如果要延续过去传统的增长方式，延续老一套的货币刺激政策和不断地扩大政府投资，有非常大的金融风险，甚至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掉下去以后长期起不来，长期萧条，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你长期走不出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很多拉美国家其实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我们如果结构调整和改革这些措施到位的话，我想几年以后经济会非常大的起色，恢复相对比较快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加快市场导向的技术进步、新产业的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现在城镇化率56%，还有大概2、3亿人未来要陆陆续续转移到城市里来，变成城市人口。城镇化的继续推进仍然可以是一个经济增长巨大的动力，而且还会继续带来资源配置的改善。但是如果没有上面所说的结构调整，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说我们面临不确定的空间，如果不改，延续过去的方式，而且继续不断地搞刺激，甚至导致出现金融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做到了这些体制和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觉得未来保持10年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长完全有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GDP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算可以超过2万美元，那个时候中国就可以是高收入国家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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