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高层要做好应对更大社会风险的心理准备
本文系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 于中央党校举办的社会发展高端论坛「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经验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文 | 汪玉凯
正文约 ：352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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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 年的历程，波澜壮阔，成就辉煌，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但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本身就值得关注。
笔者以为，总结历史经验，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从「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现实」以及「反思过去的历史」这三个视角进行总结，而不是就事论事式地泛泛而谈。
按照这一思路，笔者想就中国 40 年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这一话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在过去的40年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种变化的历史经验，大的方面说有两条，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这个大框架下，还有三条历史经验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
——一是坚持社会改革，激发社会活力；
——二是正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防范社会风险；
——三是不断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的能力，促进社会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这里有四个维度，可供我们来观察。
01
改革传统的所有制结构，或者说单一公有制结构松动后，加速了中国社会分化的历史进程，打破了政府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格局。
我们看到， 1978 年后中国社会改革最先从传统社会组织系统分离出来的是没有单位管理的个体户，紧接着分离出来的是没有部门管理的私人企业。
之后伴随而来就是为市场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应运而生，这些非主流新组织要素的大量涌现，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分化。
02
市场机制的导入唤醒了各类社会群体的主体意识，特别是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
可以这样说，不管是 1992 年前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还是 1992 年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都与市场、竞争这些新的社会要素和机制息息相关。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市场机制导入后产生的必然结果。
这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缺乏竞争、缺乏市场主体意识形成鲜明反差。
03
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调动了社会创新的原动力，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
与传统社会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同，改革开放后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分配制度的一些列重大调整和改革，如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共同富裕。
这些新政策的出台，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长远和持久的，调动了社会创新的原动力，增强了社会活力。
04
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为中国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以至于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新目标，即构建智慧社会。
尽管在信息化领域的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还严重受制于人，但就应用方面，出现了后来居上的势头。
目前中国在网络规模、网民数量、手机用户、社交媒体参与人数、电子商务交易额、网购人数、移动支付额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
而无处不在的网络，无处不在的数据，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软件以及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加，也在助推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无疑遵循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如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向发展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等。
但仔细观察，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也有它自身的体制和制度的一些特征。
有些东西在其他国家几乎是没有经历过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01
中国社会发展是一个「双转交织」的过程。
既要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又要体制转轨，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者是放在一起来完成的。
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转型发展模式，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02
农民这一利益群体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一方面农民在社会发展中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国家充分利用了这一群体的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我们的某些政策不自觉地也对其造成了某些伤害，使其利益受损。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向城市提供了大约 1.7 亿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是这些人到城市以后，没能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个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干了城里最脏最累的活儿，拿到的报酬待遇远不及城市同等人群，最终没有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市民。
再比如，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不断向农民手中征用土地，但没有让农民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行列之中，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03
中国社会结构由「二元」演变成「三元」。
经过 40 年的社会改革和发展，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社会结构根基已经大大动摇了。
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数以亿计农民工涌向城市，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一定意义已经演变为「三元社会」（即农村、城市以及横在中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
基于此，国家在制定城镇化战略时，明确提出城镇化首先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
▽
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上述特殊性，无疑增加了中国社会的风险。
就当下来看，这种风险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群体分化与群体利益平衡的冲突
应该看到经过 40 年的社会群体分化和发展，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等都被放大，群体间利益平衡已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民生诉求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冲突
应该肯定，在中国 40 年的社会发展中，所有中国老百姓都从中获得巨大实惠，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也应当看到，目前普通民众对改善民生问题的诉求依然很强烈。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尽管党和国家也高度关注和重视民生问题，也下了很大的决心，但至今我们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依然在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之下。
公众对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也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社会思想多元化与思想管控的冲突
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中国社会思想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化对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如何引导社会思想、管控互联网方面，我们似乎正在陷入艰难的境地。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通过有效的法治找到平衡点，化解冲突，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社会稳定与畅通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的冲突
一方面国家要保证社会稳定，不出大乱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又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尊重民意，畅通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很显然，在这方面我们同样遇到了种种困难。
比如说，我们正在花巨资构建的社会信用系统，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在构建这样的系统时，如果过度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变成一种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控制，这就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
可见，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大数据分析这些新技术等带有明显的双刃剑属性，既有方便管理的一面，搞不好也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甚至影响公民个人权利的一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条结论：
一是在社会整体利益格局在某些方面被扭曲的环境下，社会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二是如果经济风险难以化解，特别是当下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前景，有可能由经济风险进一步演化出新的社会风险。
如有更多的外资撤离，可能导致很多人失业，就会使社会风险进一步上升。
01
作为国家和政府来讲，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要有应对更大社会风险的心理准备。
笔者预测在未来的一年内，如果管控不当，可能会有更大的社会风险出现，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由经济风险推演到社会风险。
在中美贸易战前的中国股市、汇市双双暴跌，就已经使这一问题摆上了高层的桌面，也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了，包括个人理财产品可能会无法兑现。
所以我认为党和国家要做好应对更大社会风险的心理准备相关预案。
02
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增强普通民众的获得感，让改革开放成果真正被普通民众所共享。
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财富三个不合理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