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改革开放以来四大机遇及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编者按：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长放缓压力与结构性风险并存，同时还需应对多重中长期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给中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在当前内外环境趋于复杂化下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如何进行宏观政策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我院毛振华院长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将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炼为四重历史性机遇，并分析了其中的经验与得失，为当前宏观政策选择提供启示。现摘编，供参阅。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对发展关键期的宏观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关键期。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增速换挡期，人口、资源、全球化等传统红利逐渐衰退，经济下行压力仍存，高债务等结构性风险仍处于高位。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加剧，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

此外，从中长期来看，在经济的趋势性下滑与增速换挡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二是妥善应对“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大国崛起；三是避免债务风险引发“明斯基时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四是破解“李约瑟之谜”，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政策息息相关，经济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宏观政策选择，宏观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宏观经济。在当前经济发展内外压力持续存在、中长期多重任务叠加的发展关键期，宏观政策选择尤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既要避免固步自封，也要避免政策制定的偏差加剧经济运行的风险。“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此关键时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历史性机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厘清当前政策思路。

二、四重历史性机遇共同铸就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总结起来，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大致可以归结为四重历史性机遇：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期，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在21世纪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向世界展开怀抱，“开放”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第二重机遇；在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通过“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稳增长，对未来需求的透支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较为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与创新相关的体制机制设计逐步落到实处，企业家精神与科技革命的深度融合带来了供给的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重要贡献。

（一）改革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中国经济得以告别短缺经济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抑制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造成生产力低下，是导致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主要通过三轮改革调动了不同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第一轮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自1978年小岗村村民开先河之后，1982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完善，在短期内解决了居民“吃饱”的问题。

第二轮改革以城市为重心，以1981年国务院批准沙市、常州、重庆等城市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为开端，逐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城市。城市体制经济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极大的带动了工业生产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居民“穿暖”的基本需求。

但是，前两轮改革尚未完全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不明晰，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市场扭曲，进而带来了许多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了一系列产权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产权改革的起点，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此后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产权的逐步明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逐步推进进一步激发了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家群体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基本实现了基本供需平衡。

图1：改革带来多次经济增长高峰

（二）加入WTO对外开放提速，进一步参与全球分工拓展外部需求

随着供需平衡的基本实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面临的新问题。受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GDP增长速度下滑、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社会消费需求趋缓、失业率逐年上升，等等。尽管当时宏观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但市场低迷的状况并未出现根本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依然存在，中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拓展新需求，中国加入WTO则恰如其时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拓展外部需求的历史性机遇。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21世纪初期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2001年至2008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由37.81%上升51.44%，进口和出口年均增速均超过14%。同一时期，我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增长了4.6和5.4倍，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增长了10.4倍。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得以进一步参与全球分工，拓展外部需求，是21世纪前十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机遇。

图2：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金融危机后依托“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透支未来需求稳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金融危机之前自由放任思想指导下的过度加杠杆等情况进行了反思，金融监管有所加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去杠杆、稳杠杆势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反，中国依托“债务—投资”驱动模式快速加杠杆，通过透支未来需求稳定经济增长。根据BIS的数据，2007年底我国总杠杆率为146.2%，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0.5%）【注：在本文及相关图表中，2014年（含）之后的杠杆率数据来源于中诚信国际的测算，2014年之前的杠杆率数据来源于BIS。】，债务水平较低。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为应对经济下行中国启动了以“四万亿”为主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由此进入“债务—投资”驱动模式。

在此模式下，中国经济得以在全球率先走出危机，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此后稳居全球贸易前两位），2014年开始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债务是对未来需求的透支，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企稳，实际上是以透支未来需求为代价的，并导致债务风险快速累积。据中诚信国际测算，截至2018年底我国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为274.2%，较2007年底大幅攀升139.5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尤为突出，2018年底为172.5%，较2007年底攀升74.4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家庭部门杠杆率同样增长较快，截至2018年底分别达到42.8%、58.7%，比2008年底提升13.5、39.9个百分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部门债务中并未统计大量难以精确统计的以融资平台为主要主体举借的隐性债务，如果考虑隐性债务在内，政府部门杠杆率将更高。

2016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宏观政策有所调整，尤其是2016下半年-2017年宏观政策以防风险为重心出台了一系列去杠杆的政策，债务风险有所缓解但并未完全化解，高债务约束持续存在。

图3：金融危机后我国各部门杠杆率均快速攀升

（四）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与科技革命结合，供给创新创造需求

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已经基本告别了短缺走向结构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扩大再生产会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产能过剩本身意味着生产的僵化，按照熊彼特的观点，需要“创造性毁灭”发挥作用，通过更多的创新来创造有效需求。虽然科技革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西方国家兴起，但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中国科技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被激发出来，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科技革命在中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这三十年，正好是电脑、能源、新材料、空间、生物等新兴技术高速发展的三十年。科技的进步带动了供给创新，供给创新又带来了新的需求。例如，互联网浪潮下中国网民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网络购物、物流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合来看，中国的科技革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企业家精神的激发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具备较强的后发优势，科技革命带动供给创新所创造的新需求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兴动力。

图4：互联网浪潮下中国网民快速增长

三、以史为鉴，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中央在准确认识到当前经济运行内外风险的同时，也对未来经济发展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再次强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2020年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与宏观政策定下基调。回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四重机遇，对于我们扬弃前期经验，指导当下宏观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市场化的改革、面向全球化的开放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开放分享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红利，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加大，改革红利的释放也有所趋缓。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博弈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回潮，全球化面临的压力加大。但是，改革开放依旧是当前背景下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难度加大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持续推进国企改革、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涉及生产要素的改革，并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坚持维护和推进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较为良好的内部制度环境和外部环境。

其次，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熊彼特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将创新和企业生产联系在一起，强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最初体系，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基础。在当前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持续存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依托供给创新创造新需求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同时还包含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需要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证。要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一方面加大对关键技术研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继续推进制度创新，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加强产权保护，调动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提升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

最后，宏观政策选择要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以来通过透支未来需求稳增长有利有弊。“债务-投资”驱动的债务模式虽然为中国经济赢得了稳定增长的窗口期，但近年来刺激政策所导致的风险与问题也逐步凸显，中国经济至今仍未能摆脱高杠杆的约束。在当前债务水平高企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加杠杆稳增长弊大于利。未来不能再走过去十年加杠杆稳增长的老路，避免再度依托国有企业稳增长，而是要做好增量改革，要坚持把短期调控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仍需坚持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思维，重点推进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改革，如将提高股本率作为基本国策、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

作者系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