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张思平的改革人生

在深圳的改革史上，张思平是个名副其实的“闯将”。2003年到2014年，深圳的几任市委书记，都点名张思平来分管这座引领全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的改革工作，即使是在深圳这样改革的前沿阵地里，张思平的改革实践也是少见的完整。

一年多前，张思平从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紧跟时代的潮流，干起了二次创业，从张常委变成了张理事长。

张思平二次创业的项目，是名叫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社会智库，宗旨就是推动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创新。2015年6月，他公布的第一份改革成果，就在深圳引起了强烈反应。

这份名为《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被人称为《改革万言书》，痛述了深圳陷入徘徊期，干部缺乏担当精神，“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对改革中的问题“麻木不仁”。

这些批评意见，与刚刚履新的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上任后的观点多有暗合，一度引发民间猜想，张思平的批评是否来自官方授意。

事实上，《改革万言书》仅仅是张思平退休后，继续思考深圳改革的第一个动作，之后，他又对外公布了《前海热中的冷思考——对前海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和《深圳市简政放权改革方案》，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了他以往的尺度，引起了深圳全市人民上上下下的关注、热烈的讨论，有人甚至说张思平退休后比在退休前对深圳的影响还要大。

长久以来，张思平都被贴上了“改革派”官员、“学者型”官员的称号，以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和一以贯之的改革情怀，成为了深圳改革中的名副其实的符号式人物。

改革基因产生于火红的年代

张思平这辈子错过了许多机会，也抓住了许多机会。

20出头，张思平已经完成了从铁路工人到大学教师的转变，但是他没停下脚步，1978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

他入学的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好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打开国门，改革起步的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

他就读的现实经济系的二十个同学，部级以上干部就出了5、6个，学部委员2个，在行政领导岗位上，“最差也是个正厅官”。不走仕途的，都成为经济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其中的黄江南、朱嘉明曾经与王岐山、翁永曦并列为“改革四君子”。

张思平说，“如果说有什么改革的基因，或者因子”，就是在社科院的这三年悄悄流淌进血液里。

毕业后，张思平到湖北社科院工作，5年后，凭借创建新型学科，出版专著成果《流域经济学》跻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2岁升任副院长，成了湖北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

当时湖北社科院创办了一本名为《青年论坛》的杂志，“在思想界、理论界很有影响力”，“可以说是我们国家青年思想的启蒙，它为当时国家的思想解放起到很好的先锋作用”，张思平评价说。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形容为“看来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创刊时，时任中央整党联络小组湖北工作组的成员胡德平还特别为其撰写了文章《为自由鸣炮》。

根据院领导的分工，年轻的副院长张思平分管《青年论坛》，据采编人员回忆，当时“他对杂志社一向热情支持，从不横加干涉，送给他审查的稿件未枪毙过一篇”。

“这个杂志启迪了一批年轻人的改革思维，也培育了一批改革思想家”。改革的基因从此更加深深的注入到血液中。

但是张思平并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改革理论和经济理论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南方经济特区的兴办和初步成功，更加吸引和召唤着张思平，使他开始思考如何投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大潮中，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些更加实际的创造性工作。

在改革的浪潮中迁徙

1988年4月，经原深圳市委书记，时任海南省省长梁湘同志的亲自批准，张思平离开湖北，到刚刚筹建的海南大特区，负责组建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此时的海南，被视为“第二个深圳”，许多青年人都把它视为一展抱负的红海，呈现出“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张思平也是如此，当时他还动员了湖北的毛振华、唐惠建、王绎频等一批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也来海南“争做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当时海口还不如一个小县城，供电严重不足，晚上一片漆黑，“连红绿灯都没有，香烟是按根卖”。

但海南确实也给了他们机会，张思平领导的研究中心牵头制定了海南第一个“三十条”优惠政策（《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1988）26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他带领着刚20岁出头的毛振华，按照梁湘省长的授意，起草了海南省政府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参与了海南初期的整体规划，提出了海南整体规划、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开发建设的思路，大获成功。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真正成为当时海南省政府的智囊团。但1990年前后，全国改革进入徘徊期，海南建设全国最大特区的前景一片暗淡。

张思平再一次迁徙，受他的研究生导师、全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蒋一苇的邀请，并得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亲自批准，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并作为常务副秘书长主持马洪同志担任理事长的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日常工作。

此后，张思平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角色，更加突出的体现出来。

三年后，39岁的张思平升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那段时间深圳处于高速度的改革中，张思平在体改办任上也干了几件出色的改革大事。

首先是国企改革。他主持了深圳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试点，大力推动华为、金地集团、华强集团等一批企业实施了中国较早的员工持股计划。二是行政审批改革。是他最早在全国提出实行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并担任全国第一个审批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政府部门原有审批事项减少 57. 8%。原有核准事项减少 13. 7%。原有审批和核准减少 43%”。三是全面推动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建设，他主编的《十大体系——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了解深圳、研究深圳改革的权威性著作。

1997年12月份，在改革中表现突出的张思平作为深圳第一个被调动到省里的干部，担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

2000年，又以广东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的身份负责协调推动全省的改革。当时，正值电改，张思平主持了广东电力体制改革，率先推动广东的厂网分开，为朱镕基总理主持的全国电力体制改革打开了缺口，并代表了广东省参与南方电网的组建工作。

南方电网的组建经历了一番波折，本来按照国务院5号文的规定，南方电网的组建是以各省的资产比例入股，并按《公司法》市场化运作，各方按入股比例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聘任经理班子。当时广东省的电力资产占了7成，利润占8成，应该绝对控股，但云、贵、广西电力部门不能接受，结果，国家有关部门调整了原来的组建原则，南方电网成立后，广东省“人财两空”，最后电网收归国家直接管理，领导班子也归中央任命。

支持和推动组织南方电网的张思平背了黑锅，在接受中国能源报采访时，张思平说“当时据说有人讲，你张思平要不搞厂网分开,广东省的电网能被北京拿走吗?你主张成立南方电网,结果把广东省电网整合跑了,你还搞什么改革呢?我真是有苦难言”。

也正是在张思平退休的当天，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全国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国宝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肯定了张思平对全国电力体制改革的贡献，同时说“知道他的苦衷”。张国宝见证了张思平在北京如何与有关领导争论的情况。

面对一桌子的国务院各部的部级领导，张思平“没有负担,也不怕丢官”，为维护广东省的合法利益和诉求，在曾培炎同志主持的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与有关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争论的一方是我一个人,实际上也就是广东省,争论的另一方是所有在场的各个部委的领导，实际上是国务院各部门”。张思平笑了笑，“至少十个部长”，他自嘲道“我从来都不成熟，就是认准了的事就一个奋不顾身”。

从北京回来后，张思平也还没有放弃，又去了一趟北京找更多部门的领导，“提广东的要求”。

在向中央组织部门有关领导汇报情况时，有些领导人以电力企业是政治组织，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为由，劝他“要讲政治”，但他依旧据理力争，“国有企业是要讲政治,但国有企业最终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讲政治主要是按照党和政府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来落实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而不是说国有企业本身就一定就要中央来管才是讲政治。第二,党管干部也分层次,广东省委管干部也是党管干部。”

最后，逼得对方只能使出杀手锏：“我们给中央报的这个方案已经由中央五个常委划圈同意”。

他只能一声不吭，闷着头回来了。

2002年底，南方电网挂牌，张思平的仕途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时他有几个选择，例如他继续担任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或者去下面的市当个市长，或者到省政府重要部门当个厅长，很有可能若干年后官升一级，进入省里的领导班子。但他也越发清楚“一般党政干部升迁的路子跟我的这种性格和志向不大吻合，在实际工作中，想做事，敢做事，有时候并不利于个人的政治前途。”经过慎重考虑，他反复要求和坚持，希望自己回深圳工作。

把人全得罪光了

2003年初，张思平再次回到深圳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开始了他长达12年担任深圳市领导的职业生涯。当时，深圳的国企改革陷入了停滞状态，时任市委书记的黄丽满同志点名张思平分管国企，并负责全市的改革工作。

事实上，在他主管4个月后，深圳的国企改制就看见了起色，六家企业，现场签订改制合同，涉及17239名员工，67.9亿元资金。

在签约会议开场，他给在场的参与改制的领导员工们都深深鞠了一躬，感谢他们的支持，同时，也说了狠话“我认为,必须要言必行、行必果,要 讲信誉。制订的计划,没有什么客观的不可抗拒的理由,我 看必须要完成。就像我们确定 29 日签字,哪怕你晚上三点 不睡觉也要来到这里签字。这不是又搞行政命令、瞎指挥。我们现在制订的改制具体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又有可操作性,政府各个部门又特别重视和支持。我们正在制订退出企业领导人的安置文件。除这个外,几乎过去认为不可抗拒的 障碍都扫除了。我们没有理由完不成这个任务”。

如今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自己，“都不相信我能够讲出那样的话，能够做出那样的决策，那时候胆子挺大。比如说对一个有特别贡献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我敢于现场提出奖励一部奔驰，奖励一百万元现金。对某些在改革中确实难以胜任的国企领导人，我敢于现场提出调整意见”。

国企改革历时七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制退出、调整结构、转换机制、重组上市等国企改革的目标任务。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得罪过一些人，但张思平认为得罪人最多，改革阻力最大的一次是2006年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党政机关所办企业的划转，当时一次性将五六十个党政机关所办的300多家企业彻底脱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全部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张思平认为这次划转和改革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局，包括大部分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

当时，深圳许多机关单位都办了自己的企业，涉及300家企业，2.5万人。国家在90年代，就要求要“政企分开”，党的机关不能办企业。但这个要求在深圳基本上没有落实。实践中“党政机关办企业的弊病、办企业的危害、办企业的腐败、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那么清晰了，深圳早就应该改革了。”

但是改到谁身上，谁都肉痛，改革的阻力大到张思平改革团队里的人都开始说，“咱们算了吧，咱们得罪不起。”

张思平咬了咬牙说，自己“顶着改的”，当时只有一个人坚持支持，就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鸿忠。

为什么要推动得罪这么多人的改革呢？张思平认为主要是自己心里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有些改革你要是不主动去做，也没有人催你、逼你做，也不影响你当官，但你为啥还要奋不顾身去做呢？这就是你的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深圳作为特区，应当在改革创新方面为全国做出示范的。假如应该改、能够改的事不勇敢的去做，国家还在深圳搞什么特区？搞什么实验？”

这种得罪人的后果也是立竿见影的，换届选举投票时张思平的 “票不高”，而且背后还有人不断告状，甚至是威胁。

但他也因此得了一个特殊的评价，说他是深圳市一个“敢于对企业动外科手术的人”。

不过，张思平坦言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处境，“我做改革工作，难免要得罪很多的人，有些个别人因为涉及到他们的利益，非常记恨你，包括背后无中生有的告状，没有事情还要给你编造事情，一直会告到中纪委，假如我真的在廉洁方面有事情，早把你打倒了。因此你心里面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违法违规的这个底线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能碰”。

“从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张思平总和人聊起这句话。

九十年代，他曾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讲，厉不信。他专门拿了出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历代改革者》给厉有为看，书里列举了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戊戌变法的一大批历代的改革者。其中,被杀头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被撤职的占三分之一左右,平安致仕的占三分之一左右。
后来，他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也两次讲了同样的话。

2008年，按照当时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的要求，深圳提出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改革办公布了《深圳近期改革纲要》的意见稿，其中“试点部分人大代表直选”、“试点区长、副区长的差额选举”等内容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此事过后，2009年原来独立的改革办并入市委政研室，深圳改革办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半年之久，并且之后的一段时间，深圳也未出台大的改革动作。

与此同时，2010年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换届，张思平的职务也发生了调整，转任为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担任统战部长后张思平心里仍然放不下深圳的改革工作，对深圳的改革无人管、无进展深深忧虑，“趁还在体制内工作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推动改革，这比退休后研究、呐喊改革好”。思量已久，张思平主动找到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对深圳的改革提出了建议，并表示如市委同意，自己愿意继续分管改革工作。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身份分管改革，在全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例。深思熟虑两个月后，王荣最终下决心宣布改革工作重新由张思平分管。当时深圳的改革被质疑陷入停滞，窒息了一年多。

在市委书记王荣的支持下，被实际撤并一年的深圳改革办重新浮出水面。重新主管改革工作后，张思平重整旗鼓，重新提出改革计划，召开全市改革工作会议，并全力推动了深圳商事制度改革、社会组织改革、前海的改革创新、公务员体制改革、公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深圳的改革又恢复了元气，直到2014年11月24日，张思平60岁生日。

在体制内推动改革，不得不面对着大量的困难和阻力，有些改革不尽如意，有些改革反反复复，有些改革会无疾而终。但张思平坚持条件成熟时，改革迈大步，条件不成熟时，改革迈中步、小步，一步一步实现改革目标。

早在2005年左右，张思平就主持推动公车改革，2011年又再次提出公车改革，但两次启动，两次被搁置。直到2013年底，2014年初，深圳的公车改革才真正落实。

为什么车改的过程如此波折？阻力可能来自两个地方，一是社会上、舆论上并不认同车改过程中对公务员发交通补贴,认为这是把不应当属于公务员的收入制度化、固定化了。 因此,深圳车改方案一旦出台,主要领导担心马上会成为舆论焦点。第二是内部阻力，公务员内部大多数配有司机、享有公车的局级领导干部不赞成这项改革。

改革就是一个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下进行改革,一部分人利益的损失在所难免。但受损失的程度也不能太大,如果损失程度超过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承受能力,这项改革就很难推进”。

最终留下遗憾的改革也不少，至今回忆起来，张思平还会扼腕。其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张思平近年来最想推进，最为重视的改革，也是最大的遗憾。

“我一直想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我觉得户籍制度改革对建设深圳公平、和谐、文明的社会意义太大”，按照他的设想，深圳的户籍人口起码应该占到深圳人口的一半左右，现在的比重只有20%左右。

深圳的户籍改革与内地不一样，它不是一般的接受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是改善、调整深圳的人口结构。“为什么人家在这里工作贡献了好多年，交社保交了好多年，交税交了好多年，在这儿生活了好多年，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够入你这个深户呢？就不能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呢？......为什么人大代表只能在300万人当中产生呢？为什么不在1400万人当中产生？这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张思平一口气连用了十个“为什么”来表达自己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迫切，但这种迫切并没有形成共识。在张思平的努力下，虽然户籍改革方案在常委会议通过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等到下文。

2014年11月24日生日之际，张思平上班之后，心情不大平静，就用毛笔抄了一遍曹操的《龟虽寿》。尔后，又提笔给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写了一封请辞信。

他提出自己打算职务裸退，并且直接办理退休手续，剩下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当时，这件想干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秘密。

2013年，张思平就在酝酿退休后的计划，想来想去他还是割舍不下自己的改革情结，再者中央对领导干部退休后有严格要求，“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退休后，不允许到企业中任职，不允许领取报酬，只能在社会组织担任一个职务”。为此他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深圳改革出谋划策的独立社会智库，名字就叫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为了能在自己退休前，把研究院搭建起来，并使研究院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张思平首先就要去“化缘”。这位在副厅级岗位干了11年，又在正厅级岗位上干了16年的老干部要学习着去求人，通俗得说就是去“化缘”。

“首先我要分析他的企业有没有经济实力，第二，他有没有向社会公益慈善、非营利性捐赠的意愿和历史。第三，跟我有没有比较友好的联系”，另外还要说服捐赠者认同向非营利性社会智库捐赠的理念，即使这样，他开始怕丢面子，很难开口。但为了办研究院，最后在即将离任的半年才下定决心开了口，但募捐的成功率并不高 ，“只有一半左右吧”，但收获却比较可观，这使得他募集并合法注册了一个非盈利性的创新发展基金会，使研究院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张思平的二次创业，也引起了一些老领导的支持和关注。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领导来到深圳，还特别向张思平强调一定要保持独立性，不光唱赞歌，要做“危机研究院”，“研究危机才能避免危机”。深圳过去的老市委书记李灏、厉有为也欣然担任了研究院的高级顾问。

依靠自己当年的积累，张思平很快便把研究院的平台给搭建了起来，最难的还是身份的转换，以及与主政者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他们要开始适应我们，我们也要适应他们”。

事实上，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到任三个月后，就来到了研究院考察。当时就提出，政府给课题费，委托研究院，研究一些重大课题。

张思平欣然接受马兴瑞提出的研究课题，但对马兴瑞提出给课题费的意见，张思平谢绝了，他的理由是：首先，拿了政府的钱，课题研究就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假如提出的改革力度大，或者与有关部门的意见不一致，“方案就很难递到马兴瑞书记的桌上”。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合理使用，与政府财政部门相关规定存在冲突。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社会智库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要有建设性，也要符合党政领导的方向性、原则性的要求，使社会智库提出的方案有操作性、可行性，被政府接受。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独立性，而要有独立性，就要财政独立，一旦要了政府的钱，社会智库的独立性就很难保证。担任多年副市长、常委的张思平深知其中的制肘。

马兴瑞留下了三个课题，一是前海改革发展，二是简政放权，三是深圳的创新驱动。

前两个课题，研究院很快都交出了答卷，《前海热中的冷思考——对前海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和《深圳市简政放权改革方案》，都在深圳政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前海热中的冷思考，在肯定前海开发建设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前海发展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前海的管理机构直接在前海兴办不少企业，脱离了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使深圳国有企业花了很多年时间改革实行的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改革，现在又“出现了倒退”。

《深圳市简政放权改革方案》要求保留33.27%的行政许可事项，20.42%的非行政许可事项，服务事项51.84%，减少商事登记事项、减少政府性基金征收项目等七大项目。

深圳市近期在简政放权方面，虽然也做了些工作，但由于受体制内的限制，改革的力度不大。研究院提出的《深圳市简政放权改革方案》给政府各部门都带来了很大压力。有官员有些质疑，“为什么在任上的时候没有提出这么大力度的改革方案？”

媒体人苟骅从2003年便开始关注张思平，他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不过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张思平，“其实他每个阶段都是竭尽全力地在做改革”，但是政府内部的方案往往是多方协商妥协的一个结果。

张思平分管改革时，常常需要去说服各个部门的分管常委、分管领导，获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以统战部长的身份分管改革时，更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沟通，“有时候到了真正决策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人临时改变主意”。

罗湖区民政局局长吕毅一直以敢言著称，他曾经在研究院举办的大梅沙论坛现场听到过张思平与学者们交流，在他看来，“他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都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这份改革方案，对当下的深圳或许是一个刺激，只是他期待“力度可以更大一点”。

事实上，研究院提出的这个《方案》以及前几篇研究报告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张思平深思熟虑，“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这种体制外的声音，非常考验主政者的胸襟与智慧。

张思平创办的社会智库，特别强调建设性、独立性和社会性三个特点。在社会性方面，创新院利用社会资源，为社会推进改革搭建高层次交流平台，其中创新院创办的“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经被称为“民间的博鳌论坛”。大梅沙论坛每年举办一次，邀请上百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商界和政界人士，围绕中央提出的改革方向，进行高层次的交流、讨论，为推动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创新献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向南的翩翩少年，如今已经两鬓斑白。

张思平把研究院的办公室选在了福田保税区内，隔着一条深圳河，他天天都能看见对面香港米埔湿地公园天空上，自由飞翔的小鸟。
最近，他多了一个练字的习惯，这位为改革着急了一辈子的改革者希望自己能够性格平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