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下）

三、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把以上的内容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当前情况下应对挑战的方略是什么？就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立志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现在风险已经积累了，小的风险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要为改革争取时间。但是改革不能马上见效，需要用这个办法稳住它，给改革留出时间来，然后通过推进改革，使得整个方向调过来，逐渐进入良性的循环。 分开来说，一是在现在风险积累到相当高度的时候，如何稳住大局。我想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风险已经存在了，要想办法控制住它，而不要发生连锁反应扩散开来，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下子倒下去一大片。另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化解现有的风险，比如说不要病急乱投医，大量投资于没有回报或者是回报很低的建设项目。要妥善地处理地方政府的债务，要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资本的隐性负债，最大一笔的隐性负债就是社保的缺口。三中全会做出决议，要调拨国有资产去补充社保基金。这有两个作用：一是把缺口补上，否则爆发出来的时候应付不了；另外一个，目前统筹缴费太高，用这笔资金去补充后，可以降低缴费率，减轻企业过重的负担。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者是重整，就是说把小震震了，把风险释放了，不要积累大震。还有一条很难做：我们有大量的死资产。一是有些城市有大片的住宅卖不掉，有的城市过去用的办法是让县里的人进入，上省会的户口。但是这个潜力有限，而且把地级市、县级市的资源都吸干了。另外一个是有些地方有大量开发区，基础建设都做了，但是没有企业进入。总而言之要想出办法和措施来化解风险。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有时候还是应该用，但要讲究怎么用。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两类，一是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也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了一本讲资产负债表危机的书，里面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值得注意：当前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比如泡沫破灭了，金融偿债困难。因为现金为王，所以人们要保持钱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之下，货币政策没什么用。人们不会将钱投到实业里去，而是一定会找那种流动性强的、容易撤离的地方，比如说股市。所以他认为在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之下，要用宏观经济政策，即主要用财政政策。我同意这个观点。所以要提高财政赤字的力度。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实就是赤字政策。下一步扩大赤字、也就是提高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增加支出，一个办法是减少收入。中国的官员都喜欢增加支出。中国人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呼鸡也不来”，如果你手中有一把米，呼鸡就会相应了，能够得到选票。但是政府付钱，不管是投资也好，补贴也好，一般说来效果都并不好。我认为主要的方法不应当是增加支出，而是减少收入，现在的口号是“结构性减税”。我认为政府来决定给谁减税容易扭曲价格，破坏平等竞争，所以建议实施普惠性的减负。现在我们的企业家缺乏信心、缺乏积极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光减点税当然还不够，但是总有些好处。 从这两个方面下手，我觉得能够保持一段时间里不爆发大的危机，带病延年，争取时间以进行改革。这样就可以逐渐地转入良性循环。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早点动手，延迟得太久了也会有问题。去年在讨论新常态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有一些已经在实行了。

四、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好的体制，总的来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两句话：“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现在好象有一种理解，三中全会说了两方面都要发挥作用，半斤八两，都要加强。我觉得要搞清楚两者的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各自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基本功能在我们经济学上说是两个，第一个是有效配置资源，第二个是形成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企业家和一般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的重点任务，就要“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市场针对的问题，“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市场来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政府做：用下指标的方法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也是由政府机构决定，要发展哪些产业，用什么技术路线，政府给补贴、给扶植、给贷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去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去年在北京在“电动车百人会”，有人说政府扶助电动车发展去年以前已经花了1千个亿。最后总结，有些钱花得不好，所以没有效果，譬如说有一个中央发动的“十城千辆计划”，选择十个城市，每个城市给1千辆大巴，大巴的补贴强度很高，希望十城千辆，有1万辆的规模，可能接近最低的所谓经济规模，最低的经济规模达到以后，就能够自己转起来了。但这里补的方法错了，本来是应该补需方，在市场中需要补的，是补消费者、补购买者，我们用的方法是补供方，补给生产厂商，于是各地纷纷要求“我也参加”，最后是25个城市，一个城市1千辆，就是2.5万辆的大车，这应该说到了最低的有效经济规模了，但因为是补供方，肥水不流外人田，规模也就是1千辆，结果钱完全无效。去年改成主要补需方，但是法制上好象有问题，出来了一个假需方，左手卖右手，勾结起来。供方卖给需方，需方拿到补贴后把这个钱还给供方，再买一次，两方把这个补贴分了。现在正在查这种骗补。所以说，政府在市场里面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 另外一个是降成本，或者还有去杠杆，许多地方也主要用行政命令下指标的办法。有一个移动通讯供应商的副总说：“我们的日子真难过，有的部门给我们下指标，要提网速、降资费。另外一个部门又给我们下指标，要我们增加盈利上交。政府够累，我们也很累。”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个行业如果放开竞争，我们自己都会努力去做。”目前这个行业竞争是很差的，三代移动通讯，工信部发了三个牌，一个牌是上午发的，两个牌是下午发的。为什么他批准三个执照要分两次发呢？第一个叫做“自主的技术”。我们要表现出我们支持自主技术，实际上这个技术在三代的时候不太成功，所以负责推广这个技术的运营商并不喜欢，运营的效果确实也很不好。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市场通过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去做，市场可以做得很有效率。 政府要做什么呢？三中全会说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更好”是跟谁比呢？是跟过去的做法比。习总书记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里说，核心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跨界了，做了一些不该他做的事。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去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不能干，不能直接组织融资，直接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我常常看到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或者是地方上的领导同志，到企业去就告诉人家“这个技术好，你们搞这个技术”。他怎么能知道哪个技术好？不要说官员不知道，企业家其实也不知道。这都应由市场决定，由市场判断。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地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政府给高新技术企业很强的政策倾斜与扶助，好象看起来很好，但扶助了他的，打击了千千万万其他产业。 深圳从来都是扶助力度很大，但是因为资源是有稀缺性的，就是说是有限的，扶助一些企业意味着损害和打击其他企业。比如对电动汽车的扶助力度很大，中国有一个声望最高的院士告诉我，他的学生的技术可能是世界先进水平了，想要20多亩地，就是不能批准。最后找了好多的领导，也很帮忙，过了几年还是批不下来。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他不在重点扶持名单里，要“走程序”，这一走程序几年批不了。这种事情相当多。 政府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说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去做。在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有一些微观的事情可能也需要政府介入，但要讲究方法。 现在很热门的话题是PPP，PPP主要是针对所谓“准公共品”，第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原来半导体集成电路很落后，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时，就用了PPP的办法，找了8家半导体公司出资，政府对应出资，组成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开发后，把所有的专利、所有的专有技术都向社会有偿提供，做得很成功。后来很多国家都用了这种办法，或者是PPP，或者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来开发这种共用性的技术。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开发是竞争前。竞争前开发可以补贴，到了进入市场竞争的时候就不能补贴了，你补贴一个企业，就打击其他所有的企业，这是破坏竞争。 对于那种外部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进行补贴，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但这种时候一定要讲究方法。关于电动汽车减排，美国加州用的办法最好，他们不是用补贴，用的是排放额度交易。特斯拉拿到很多钱，不是从政府拿到的，是卖排放，因为它是零排放，有些做汽油燃气汽车的则要买排放指标。通过这样一个办法，不用出钱，就把限制排放的成本分摊在生产燃油车的企业身上。当然，这需要比较好的社会诚信、比较好的法制。所以改革是一个全面改革。 还有一个是规划。规划要提供一种预测性的信息，不是计划的规划。既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现在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防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最先提出，就财政部的情况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三中全会的改革规划存在一种趋向，就是文件发得太多，落实不够。他叫“冰上开车，空转”，第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没有时间消化和落实。我觉得他指出的这种现象必须要改。中央领导在最近好几次深改小组的会议上反复讲“要拧紧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 我就说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