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我们的报告厅过去主要是做经济方面的报告，关于股票、经济运行、供给侧改革等等，但是今天专门请李强教授做社会学方面的报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现在全面发展出现了不协调、不均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严重地落后于经济建设。由于社会建设落后、社会管理落后、社会改革落后，给我们国家包括深圳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问题，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等下李强教授会专门就这些问题开讲。我国社会矛盾现在非常尖锐，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非常艰巨，过去我在市委市政府工作，维稳工作是最头疼的事情，说明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的改革也需要进行调整。
中央对我国的社会建设、社会改革高度重视，前不久提出我国要五位一体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为了更进一步地促进深圳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方面有关的学术交流，我院专门请李强教授给我们做报告。今天参加报告会的有社工委的同志，这就是为你们专门请的老师；也有统战部的同志，统战部就是搞社会各个阶层大团结的；还有各个领域关心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改革问题同志们。李强教授出了很多著作，对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改革、社会治理等方面有非常深入地研究，下面以热烈地掌声欢迎李强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李强】今天我就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作一个探讨，最近张思平理事长想研究深圳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我们也在思考。我认为目前在全国的社会结构发展中深圳比较先进，深圳整个阶级结构构成与全国相比优化算比较高的，我们下一步也会对深圳有所研究。
我列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内容比较多，有些地方只大略讲一下。第一，怎样看待中国社会分层现象？第二，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现状。第三，社会结构测量发现什么问题？第四，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第五，阶层固化问题与对策。第六，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
一，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
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所了解，我们怎么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建党开始就是基于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例如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阶层，以及毛主席当年写的著作。大家可以读《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写得很精采，这是他对于当时的社会阶级的理解。从这里我们意识到，不管叫什么名字，今天我们更多的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但是本质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差异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群体之间有很大的利益差异，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要知道这个利益差异在哪里。即使像美国执政党拉选民，它也必须知道用什么样的政策得到选民的支持，所以一般中产社会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选票丢了就不能当总统，拉到票就能够当总统，也是基于对阶级阶层利益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阶层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就是要消灭私有经济，1956年的时候改造工商业（今天叫做民营经济，也有人叫私营经济），认为是不好的，先是变成公私合营，后来就把私营经济消灭掉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期的时候，雇工现象产生了，当时的想法是雇工少一点好，多一点不好。当时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私营企业主，一个是个体户，
在登记的时候是“七下八上”，意思是如果雇工7个人以下就是个体户，如果雇工8个人就叫私营企业。
当时的想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不过就举一个例子：假设纺纱厂的老板从工人中获取剩余价值，当工人增加到第8个的时候，从中得到的剩余价值可以养一个人。这不过是举一个例子，不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但当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只有“七上八下”这种说法，因此当时工商注册的时候就是依照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关于私营企业的讨论很激烈，中央态度是很明确的，这个事情先不讨论先看实践。邓小平的想法是，一天到晚讨论争论来争论去，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那个时候有人给中央打报告，说有一些企业雇工已经上千人，按过去的定义就叫大资本家，所以那个时候很紧张。后来中央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办法，也就是既不报道，也不宣传，也不批判，也不争论，先看发展。后来就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了。
今天我们研究深圳社会结构构成的时候发现，深圳的民营企业占很大的比例。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话现在的就业根本解决不了。怎么可能
只靠国营来解决就业，我国大约有9亿劳动力，国营企业才能吸纳多少？另外，现在的国营企业基本上是合同制了，也不是以前的铁饭碗了。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涉及到了刚才张理事长所说的经济的问题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就没法运转了。我觉得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千万不要再退缩，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验。
阶级、阶层核心是公平问题。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改造？他领导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土改，另一件事是工商业改造。他的想法就是“公平”，是基于“地主干嘛占这么多地，你把地分给农民就是公平的”
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想法。1956年的时候觉得资本家占有企业、工人倒不占有企业，不公平，于是让私营企业主搞公私合营，其实就是国有化的第一步，根据赎买政策是给利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利息停止了，这些企业后来发展为国有企业。但是，其核心是“公平”。什么叫公平？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七八年里确实对公平有一个反思，过去有一个想法，你拿太多、不均等就是不公平，后来邓小平认为你得看为什么不均等。尤其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叫作多劳多得，其实多劳多得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讲多劳动的贡献大的应该多拿，反过来少劳的少得，没有贡献的二流子不应该去拿。今天更发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如果仅仅讲“均等化”不是解决公平的办法。
社会学“社会分层”的概念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阶级实际上是在群体中利益差异最大的一种思考和一种社会群体分化的现象，不是什么事情一定是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层的概念缓和得多，中央现在也用分层的概念。比如“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低收入层”都写进了中央的文件，统计局也用这样的概念，分层有各种的方法，核心还是一个垂直的分层。
现在我们碰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均等，另一个是公正。我们共和国在毛主席的时候，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前，强调的是均等不均等的事情，也就是尽量把资源配制得均等一点。应该承认当时那一代的领导人不容易，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把这么多的资源通过行政体系配制给每一个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那一代的领导人真的本事很大的，像周恩来那样的人确实能力超强，现在没有哪个能力能够做到。大家现在可能理解不到，那个时候有一个给城里配的副食本，过年过节的时候拿副食本一个人能领一包花生米，不过年不过节没有的。应该承认，
在一个社会里能够组织这么强大的分配真不多见，那时候 没有出现太多的腐败，如果腐败太多早把这套体系腐蚀掉了不可能配制下来。那个时候就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一个均等问题，让大家差不多，所以我们看基尼系数确实差异不是那么大。
到底什么叫公正？那样一种配制叫公正吗？在那样一种配制下出现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没有效益了。反正就等着，到时候给包花生米，房子就等着熬年头。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有“分房条例”，基本上是年工制， 年龄越大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给算分就高一点，相反的分低一点。我们曾经用那样的方法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效率，跟经济发达国家的差异非常大。
现在深圳很发达了，我上世纪80年代上研究生的时候来过深圳，记得那时候深圳是满街的泥泞，偶尔才能见到一栋大楼。就那样好多人还说深圳卖的东西在北方的城市里很少见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初步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刚初期的时候是很落后的。
我们从均等和公正两个向度，把全世界的体制分成四种，最坏的一种体制是既不公正也不均等，这种体制贫富差异很大，那些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比如拉丁美洲南美，也是政权更替频繁、动辄军事专制，贫富差异很大，腐败系数也很高。最好的是既均等又公正，但这是挺难的。我们曾经有一个调查组在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做调研，跟政府相关部门谈、跟企业谈，发现这个体制真是挺均等的。
北欧的体制很有意思，德国挺奇怪的，离北欧比较近，也有点偏这种体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非常低，但居然也还有效益，这个结果使得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认为那样平均分配的话不就没效益吗？结果发现也有这种体制，分配得挺均等但也不是没有效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
问题是这些国家没有碰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一种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巨大的国情，历史包袱很重，有13.7亿人口，等等这样的诸多困难。我印象中去芬兰调研的时候，芬兰只有300多万人口，我还开玩笑说你们芬兰有300多万人，我们北京大概是2500多万人，我所在的海淀区就有450万。北京一个区的人口比你们整个芬兰人口还要多。所以，人多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关口一封闭,仅深圳过深圳的日子也挺容易的。但是13.7亿人口流动起来困难就大了。
这四种体制：我们认为第一种最坏，既不均等也不公正，第二种是均等但是不公正，第三是公正但不均等，第四是既均等又公正。
第二种均等的实验我们做过，我刚刚说了连包花生米都平分了，平常想吃花生米没有，商店里就没有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很艰难，因为好几亿人，过年过节每个人拿副食本就能够领到一小包花生米，这是均等的。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不好好干活呢？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聪明的人就不干了，既然所有人得到都一样,拼命干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没有激励机制了。
看来，目前可能选的只能是第三种“公正但是不均等”，当然这个不均等的差距也不要拉得差异太大。
其实我们有两个大的关注：
第一，谁得到了什么。这是讲的收入、财富在人群中怎样分布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比如富人马云，他的资产排到前几位，每年都有公布中国资产排名第一位、第二名的排名。也有很多人收入很低。
第二，为什么得到。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还重要，就是为什么得到。例如，比尔盖茨得到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办了微软公司，直到今天，我们用的PPT这样一种办公软件也是他公司造出来的，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便利条件。以前我们讲课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缺了这个东西几乎不能讲课。可见他对我们生活、工作的便利性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他成为高收入者，因为高水平运营，没有人攻击他说“比尔盖茨凭什么拿这么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思考一个人为什么富有？如果是真的凭本事的话我估计大家也都接受。但是反过来，一个贪污腐败的人，现在这个问题大家特别关注，某一个巨贪被抓出来了，贪污数字惊人，清点赃物的时候点钞机都烧坏了多台，总之这个信息让大家听起来很不公正，因为贪污腐败而获得财富肯定是最不公正的。
这样，就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公平观念认为，反对一切差异，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不应该有，需要摧毁社会分层本身。
第二种公平观是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了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也观察了，那个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的。所以，公平可以存在分层。
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社会，我们刚刚解释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但是，实际上也是分层的。当然，在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的，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的。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可见北欧也没有能够消灭这种分层。整个社会也有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所以整个社会差异度不是很大。看来第一种想法更符合目前多数人的想法，第二种，要把社会分层摧毁掉，不现实。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中社会分层的四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试图打碎社会分层结构，结果发现产生了新的问题，后来的实验是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分层结构了，这是正常的，社会结构也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了社会分层结构，社会秩序都难以保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就是一个例证。
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观点了：
第一，注重结果公平。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去库存，那就太容易了。首先搞清楚房地产有多少库存，房地产统计有多少亿平米库存的房子，再问谁没房？小年轻高兴啊，在深圳的打工族说“我没房啊”，“拿来分”。当然，这是开玩笑，今天有物权法，有物权不能分。但当年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们1956年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时候，很多私房交给了房管所，把一部分原来的私房，拿来分给无房的居民了，当时称作“经国家出租”，简称“经租房”。一次性调整，虽然听起来好象挺简单，其实，缺乏对一个复杂社会的理解，不是那么简单，你以为你把它调平以后社会就公平了？其实更复杂。
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你以为把经济调平整了社会就没有差异性？没想到，整个社会差异性更大了，文化大革命斗到那个地步，证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十分激烈，不是把财富人为地分配以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种想法，以为简单地调结构可以解决，但是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这个有机体特别复杂，不是我们想象的，随便可以动一动，最后发现新的问题会产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第二，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受新的公平观念 ，大体上我们把他叫做机会公平。如果看文件的话，我们看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使用这样的概念。机会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是说：起跑线平等，给大家创造机会或条件，机会公平使得一个社会更有发展动力。
举个例子吧，“文化大革命”中有种说法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中国人打乒乓球特别好，那时候就把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请来了，一打肯定我们中国人打得最好。但是，后来在发奖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发一大奖杯，不分先后。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想法，友谊第一，比赛次要的，体现大国的风范。但是，实际上你可以那样去做吗？
实际上那不符合一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如果你那样做的话，谁还好好去打乒乓球呢？打了半天，一个打球很差的人也拿一个大奖杯，一个拿冠军的也拿同样的一个奖杯，都是一样，这个社会怎么会前进呢？
后来强调机会公平了，十八大报告使用的概念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理念进步，就是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社会极其复杂，人们理念上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的体制，但如果简单地把结果拉平，实验证明是不成功的。
二、我国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现状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分层状况呢？研究分层状况有好多种研究方法，我这里用的方法叫做“国际经济地位指数（ISEI）”。大家知道中国人很多，我们可以做职业分类分出非常多的职业，很多人问的我处在什么位置上？你能不能把13.7亿人每个人定一个位置？这种方法叫做“ISEI”，也是从职业分析得来的。这种方法也是国际上经多年研究，用世界各国的数据计算，总结经验，经验积累的一种方法，社会学家特莱曼等对这种方法有贡献。总之，我们找到一种办法给社会地位打分。给每个中国人地位打分，用ISEI方法打分，当然,在分值的赋予上，做了很多辨析，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特殊性，打完分之后得出每个人的得分值。
大家会问，说你用什么数据呢？ 最好的数据还是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就使用普查数据做。现在全国人口普查每十年做一次，我将2000年“五普”做了ISEI，2010年的数据允许专家组使用，我们做成了ISEI值。
根据ISEI值，农民得了23分，29—31分是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等，33—38分半技术工人等，40-45分是营销人员等。总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计算方法将社会各个群体的职业地位转变为ISEI值，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下面的结果，请看这个图形。
所以我采用2000年的五普数据，作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图形，发表了一篇文章《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紧张》，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社会结构？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人口的多数还是大田农民，有一部分人出来打工，但地位也较低。这种社会结构是非常不好的结构，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氨事件等，都可以从社会结构中得到解释。结论是一个社会还是应该逐步培育中产，不然这个社会难以形成基本社会秩序，没有办法来管理。
这是我们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如果用两个数据比的话就看出来 ，农民中的一部分开始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开始地位上升了，但是，总地来说还是没有逃出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的大问题。我相信这件事情要解决还是需要时间，社会结构的转变需要几代人，着急也没有用处。一定要意识到中国社会是在变化、是在进步，但是需要时间。对于上面两个社会结构，我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社会结构”的转变。大家从网上可以查阅到什么叫倒丁字型结构，什么是土字型结构，怎么从到丁字结构向土字型结构转变。
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张图形发生什么变化 ，有四个大的群体变化比较突出：
第一个是得23分的农民，他们在五普的时候是63.2%，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了16.71%，可见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中国如果想实现现代化，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进不了现代化。六普的时候，原来的农民去哪里了？农民打工去了，打工部分数量特别大，现在一般的说法时2.6—2.7亿农民工。我们跟张思平理事长讨论深圳的时候，理事长说深圳打工者人数大约600万或者700万，其实也不很准确，这部分到底是多少？深圳总共1千多万人， 光打工族就占了一半，可见这在中国是大群体。农转非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城市扩张于是将农民纳入城市的待遇，当然同时农民也失去了原来的农村土地，转成城市户口。他们也享受了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制。还有一部分村庄采取了“就地城镇化”的方式，比较成功的例子如华西村、北京的蔡家洼等等，土地还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二个是29—32分这部分变化很大，这部分是典型的体力劳动者。体力劳动群体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农民来的，五普比例9.8%，六普比例13.58%，上升了3.78%。前面说农民减少了16.71%，为什么这里才上升3.78%呢？要理解，过去是市民曾经承担一部分的体力劳动，但是后来国企改革及各种转制以后，城市户口的人基本上脱离体力劳动了，农村来的人就把这块填充了。所以，农民加入城市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比3.78%要大，因为城市人口退出他们进入，这部分是替代的关系。
第三个特别值得关注，即操作型技术工人群体得分33—40分，五普是11.2%，六普只有9.8%，下降了1.4%。中国对于技术工人有极大的需求，为什么技术劳动者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呢？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即农民工的未来前景。如果农民工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就是社会制度出问题了。比如说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到大学工作，先当助教，后来当讲师，后来是副教授，他慢慢地就晋升上去了，因为他有一个职业晋升的制度体系。
农民工是各行各业中换工作最频繁的群体。另外，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民工潮”，每年回家去，第二年又到城市里来打工。难道他就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的渠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工频繁换工作，这样地位很难提升。而技术工人在中国又十分短缺。李克强总理这次在两会报告提出了一个“工匠精神”，如果大家都不做技术钻研的话产品的质量就上不去。我们为什么产能过剩？其实就是好大一部分产品的质量低劣，老百姓不要这样的产品。老百姓为什么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呢？还是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有差异。其实，抢购的产品还很多，像到德国就去买锅等等，其实这些普通产品也并不属于高科技，就是我们的工艺细节上有差距。像日本、德国技术工人的工艺水平真的非常高，做出的东西确实让大家佩服它的质量，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还在于生产者、劳动者，如果生产这个产品的劳动者本身没有技术能力生产出一个高水平的让大家欢迎的产品，如果劳动者没有技术能力，再去改革也没有用处，可见人还是第一位的。如果中国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很高的工艺水平，大家何必出国买呢？大家买国内的产品就可以了。
第四个群体也是变化非常大的， 就是经营销售的白领。当然白领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群体，但是此次人口普查中白领增加最快的就是经营销售人员。这个群体在五普中只占2.9%，六普中居然占到了13.34%，增加了10.44%,是非体力劳动上升最快的群体。当然这是白领的下层，白领也是分成好多层，这是介于下层与上层之间的过渡层。该群体对市场运营贡献非常大，在深圳这种地方人们通过营销创造了利润。李克强总理在一两周以前批评说：“一个城市如果连小商铺都没有，就是一个死城”。所以，一个城市有了中小经营者才有活力。大资本的垄断如果过度，会断掉很多中小经营者、断掉很多老百姓的活路。大型企业、大型垄断资本强调高度自动化，真正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大部分的人社会地位上升还是依赖于营销。
三，中国社会结构测量中发现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处于社会下层的居民仍然数量太大，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社会结构图上看，城市和农村完全不一样，城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有较高消费能力主要是中产，而农村中产比例很小,我们意识到了城乡的差异，这张图是我们用ISEI测量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
从这张图上看的话中国不是挺好的吗？中产社会，中国城市中产很突出。在这张图里，城市外来的常住人口、打工族也是在里面。假如我们做深圳社会结构，打工族在里面，图形也会类似，只不过大家知道打工族在下面这一块比较大。至少最下层，这块深圳没有了，深圳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民了，原住民的农民很富有，地位是比较高了。
可见，如果不计算农村，只计算城市的话，中国城市确实是中产社会了，目前中国有668个城市，另外，中国还有近1500个县没被认定为城市，它们是城镇，它们一天到晚想县改市想成为城市，中国只有668个地方叫城市。中国还有3万4千多个地方属于乡镇这一级的，
我们都不放在里面。
大家说 把农村放弃叫中国吗？确实这不叫中国， 那我们看看农村的情况把。
城市和农村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国后面很大的问题都是在农村这一块。 农村社会结构还是倒丁字型的。
当然，乡村与乡村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沿海的乡村 ，例如江浙那些都不错。问题比较突出是内陆的乡村，基本上都是劳动力、人才净流出。中国内陆乡村现在多数人是老人、妇女、儿童，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到城里去了，绝对不会回农村的，父母也不会让他回来，觉得回来丢人。如果这样的话乡村所有有能力的人更加流出。乡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才净流出也叫做精英流出。
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叫“告老还乡”，古代有个特点，家族、士绅阶层治理农村，实际上“皇权不下乡”，乡村有很强的自治能力，士绅阶层在那里实施自治。而且还有“告老还乡”的制度，有能力的人虽然到朝廷做官，老了以后就会回到乡村，保存了乡村的精英。家族宗族是传统社会的基础。所以 在明清以前的中国社会里面乡村不会出现凋敝，乡村凋敝是工业化以后才出现的。目前的问题是，农村的劳动力、有能力的人都流失了，乡村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后劲。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到底怎么办，我们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巨大差异。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大部分的房产库存严重是集中在三线、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中产不足，多数居民消费能力较弱。所以，城市结构本身有问题。大家意识到的“北上广深现象”，就是少数巨型城市与多数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一线城市房价暴涨，资本和人才都高度聚集在极少数一线城市。房价暴涨对于以自住为目的的居住者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自己也无法搬到别处去住。但是，对于想进入到城市来的大学生压力就太大了。房价暴涨完全是一个虚拟资本的问题了，甚至是资产泡沫的问题。大家就会问：“有泡沫吗？”肯定有资产泡沫，虚拟资本大大高于实体资本。当然，哪个国家资产都有泡沫，泡沫只要不破裂问题也不会暴露，泡沫是很好看的，但泡沫一旦破裂，问题就大了。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强大的干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干预泡沫不让它破。所以，中国走的道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当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了，我国台湾泡沫也破裂过，怎么中国大陆的泡沫不破？
这值得思考，中国确实是政府具有超常的干预能力。由于政府有超强干预能力导致市场畸形，干预越强市场越畸形。所以，最近强调的改革方向都是强调“政府要放权”，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我国的特点是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这样就形成两种城市格局，一种是超大城市，一种就是小城市。
超大城市应该说社会结构已经现代化了，像深圳。深圳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白领、创业者、大学生、各种劳动者、外来打工族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在这里好找工作。
反过来，小城市留不住人，最近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荣形成 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世界各国也不太多见。 美国也是巨型人口社会，少数大城市聚集很多的人，比如纽约。但是美国的小城市其职业结构也是现代化的，跟大城市的职业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大学生在小城市里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大学毕业生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在小城市里完全找不到跟他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结构。我写过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分层的四个世界》，大城市与小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小城市以中小资本为主，适合于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其实，中国中小城市的人数并不少，中国的人口多，一般在统计上把50万和50万人口以下叫做小城市，将50万至80万，甚至50万至100万的叫做中等城市。
其实50万至100万之间的人口，在别的国家算是大城市水平了。50万、80万这样的人口规模，足以形成有集约化效益的城市规模了，这样的城市足以形成自我运行、自我消费的现代城市了。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资本流失、人才流失，难以形成现代职业结构呢？情况比较复杂的问题，可能有财税的问题。中国的财税体制，国税拿大头，这对于国家的财税集中起来做大事有利。但是，国税再分配的时候，各省分钱，基本上被省会城市、大城市拿去了，流到小城市的涓流效应，很难得到资金。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中国目前形成的地区发展的差异之大，全世界都很罕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口拼命往东部和东南迁移。这就是为什么700万人在深圳这里打工，而且也不一定能在这里待下去，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够挣到钱，资本聚集这个地方集中，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资本。
第三个问题是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最核心的是东西差异。我们下面的数据把中国分成四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北单占一块，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仅把东部和西部拿来作对比，对比东部和西部的中产阶层分布。什么叫中产阶层呢？我们分成三个方面：收入中产、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收入中产就是根据收入水平测量的中产阶层，教育中产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统称为中产。职业中产就是用前面讲过的ISEI测量的中产。这里用的是全国综合调查数据数据CGSS，用的是2005年至2013年的数据。 CGSS数据：2005年至2013年
东部收入中产53.3%→66.65%
东部教育中产39.21%→55.91%
东部职业中产40.92%→56.17%
我们看到东部2005年收入中产比例是53.3%，到2013年上升成66.65%，也就是说东部总地来看还是一个发展比较正态的社会，东部的收入中产、教育中产、职业中产都在逐步扩大。但是西部就有问题了。
CGSS数据：2005年至2013年
西部收入中产21.23%→14.37%
西部教育中产25.30%→16.14%
西部职业中产25.09%→17.22%
西部在2005年的时候收入中产只有21.23%，到2013年更下降到14.37%，净流出，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也是这样，比例越来越小。这样的话，东部中产确实是一个正态的效应，但是西部就呈现恶性循环效应。
越恶性循环就越没有中产环境，所以人才就越留不住，大学生去了以后又走了，不会在那个地方待下去。
中国目前一个大的结构问题，就是区域差异太大。党和国家也在思考，我国全面小康想调整东西，现在要精准扶贫。但是，必须面对现实是，这个任务很重，不是几年就能够把结构调整得过来。
举个例子吧，今年年初刚放松了贷款想去库存，结果资本一下子跑到北上广深来了，一线城市房价又更高了。资本从利润低的地方流往利润高的地方，劳动力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谁也挡不住。 国家在发展政策上确实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否则没有办法使国家达到一个全面小康的平衡发展。
第四个问题是城市中，户籍居民与外来打工族有巨大差异。如果不算外来农民工、打工族我们城市的中产结构特别明显，请看下面这个城市户籍人口社会结构图形。
这张图就是不算外来打工族，只计算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结构图，是明显的中产主体社会了。下面这种图是城市外来农民工、打工者的社会结构。
与上面图形比较的话，就看到，外来打工者的社会结构是下层比较突出。所以，对中国来说，户籍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地位流动的严重障碍。农民工、打工族是奋斗心最强的社会群体，应该为他们创造上升渠道，严格的户籍障碍是不公正的。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有所进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农民工也可以自由流动了，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允许的，那时候一个农村的人要到城里来是违规的。我曾经下乡在东北边疆碰到这样一些人，当时因为随便流动到城市，无照经营就被抓起来，送到边疆劳改去了，那时候就是那么严格，不允许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允许流动，允许打工了，但是，由于户籍障碍社会地位很大区别。这确实是个难题，政策真不好出台。比如深圳，600—700万外来打工者，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覆盖难度很大。北京更难，北京市有上千万外来人口，北京户籍人口大概是1200万，外来打工族、农民工大概有1300万。而且这1300万里面有各种外来人口，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也有外来老板，但是就是没有户口。没有户口一开始还可以，但是一到孩子上学就碰到大问题了，尤其是高考，非户籍人口的孩子必须回原户籍地高考，迄今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的文章《社会分层的四个世界》，就是讲四个世界造成什么问题。还分析四种人，留在村庄的农民，还有农民工，城乡流动，从农村流到城市的，还有城城流动占比也很高，即从小的地方流到大的地方去。最近这部分的人也碰到很大的压力。特大城市压缩外来人口大学毕业生留城的人数，外来户籍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单位去工作，但是没有大城市户籍，他就必须思考到将来一旦成家，生孩子了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会激化社会矛盾。
四，我国当前贫富差距问题与对策。
关于财富分布，如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米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了分配，可以说分配得够均等的，那时候虽然有等级工资制，但是相差不是特别远。在困难的时期毛主席还带头降工资，那时候国家主席能够拿600块钱，后来毛主席感觉自己拿多了，主动要求降级降到400多块钱。 干部当时分成三十级，有一点的差异性，但是基本上差异不太多。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我先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前是什么情况，这是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16，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数据，没有一个民族说能把他财富配制成这样。领导人和当年的创业者真的有本事，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把财富配置均等，基本上没有腐败，每个人差不多。当时创造了一系列分配体制，有粮票、布票、副食本等等，最后让每一个人得到的东西差不多，房屋也是有分配的，没有房地产的市场，也产生不了差异，土地也停止买卖。
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3，基尼系数是测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1表示差异度最大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绝对均等。迄今0.16的基尼系数全世界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见过，在北欧都没有见过这种数据。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会有差异性，怎么会出现几乎均等的情况，所以这是很特殊的。
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1988年0.382，1994年0.434，1997年0.4577， 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不低于0.5的水平。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是0.5到0.55之间，这个数据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过0.5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度了。前两年，西南财大甘犁教授课题组，调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61，这是很高的贫富差距了。该课题组解释，原因是他有办法调查了高收入户，我们一般很难调查出高收入户的真实情况。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实际上，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也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层隐性收入很高。
这是北京大学做的报告，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专门分析“家庭财产”。我们之前都是研究收入，收入还比较好算，财产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你有辆车多少年买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说得出它值多少钱，因为得有折旧。
北大谢宇教授等的报告，测算财产的基尼系数很高，发现中国人的财产主要是房产，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的构成，近80%是的房产。实际上这个比例也符合实情，因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炒得那么高，在深圳只要你有一套房基本上就是你的财产总数了，其他的财产都没有那么大。当然房产好调查，其它财产不好调查。北大数据证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占大约10%。北大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认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0.73。当然，我们知道，财产的基尼系数从来比收入的基尼系数要高，因为财产是收入积蓄的累加值，所以差距会大一点。
总之，北大做出的这个数据让大家比较吃惊，也公开发表了。我认为只要是严肃的学者，实事求是，把抽样方案做认真，把数据做认真，别编造数据，做出的数据本身也不会有人批判，除非人家挑数据调查的毛病。只要是认认真真做出来的数据，我们都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
下面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的数据。
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是测量收入的基尼系数，前10位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现象，过去也有说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国的发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点是资源特别丰富，人口又不多，那么好的条件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怎么发展不起来呢？所以它制度有问题，体制有问题。
拉美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稳定，政权更替、贫富差距、社会动乱、社会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有长期文明积累，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些国家的行列。老祖宗给我们创了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应发挥传统文明的优势。我做社会学，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长期积累，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财富？我们有无数的历史故事，需要梳理，有时候重温一个历史故事就能够让我们政策纠偏，就能够发生重大影响。总之，上述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对我们是个提醒，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发展没有动力，贫富集团之间矛盾很深，市场交换难以进行，巨大的底层集团没有购买能力，造成经济停滞。人们也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下面这些国家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奥地利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这也是世界银行数据。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非常小呢？它们的基本特点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这些国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盖，福利保障水平很高，即使没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我曾经在芬兰做过调研，一次询问一个医疗官员，让她说明医疗保障情况。她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城里很远，那个地方只有两户人家，结果有一个邻居自己锯树自己把自己的血管打断了。这很可怕，因为那个地方就住两家人，马上打电话，医院派直升机来接救助。我问她这种意外发生的事情怎么解决？自己掏多少？国家掏多少？她说因为是紧急救助、这种意外事情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我想，如果中国有那样的一种福利保障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街上老太太倒地没有人敢扶的情况，所有意外的都是国家包的。当然，这在我们中国太难了，芬兰人口300多万，而我们大陆13.7亿人，跟他们没有办法比。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非常高，大多在5万美元以上，所以，也确实没有可比性。而且，北欧的高福利效果不错，但是，南欧的高福利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所以，体制都脱离不开具体的国情，我不主张抽象地炒作某种体制，差异性确实太大。
当然，我一直有个疑问，在这种均等化体制下，有本事的人最不高兴，没本事的人最高兴，因为你再有本事高收入，税收也都征走了，个人所得税率高的时候达到84%，高收入者每挣100块钱84块钱缴税，那么，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受影响呢？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也做过均等化实验，结果经济运营效率低下，经反思后，我们开始新的经济政策，放弃原来的那套均等化政策。一次，在瑞典到乌普萨拉大学作调研，我就向该校一位教授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均等化实验失败了，所以才改革开放。你们的均等化体制看来还运行得挺不错，为什么？这位教授的回答，有一句话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实行这个体制，是因为我们有长期宗教传统的影响。”这位教授其实讲的是“理念”与“制度”的关系，一个国家能够奉行一个制度，需要全体国民具有与这套制度相吻合的理念，制度需要全体国民的理念来支撑。如果全体国民的理念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制度一定会被腐蚀掉。对于福利保障制度来说，如果面对的都是骗保、套利的这套东西，那就非把这套制度摧毁不可，所以，必须有理念，没有理念支撑制度无法维持。
中国自古也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多数人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套儒家理念，所以，我们也必须思考国民的理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
对于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刚才说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数据上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
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的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是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微小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
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的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我们必须警惕的。 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这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很容易被煽动。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的思潮。“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领导人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这肯定是害中国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
五，阶层固化问题与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思考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当然，最后发展的结果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没有，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但是，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
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
总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后代际流动率一直不低，我们的流动率跟美国的差别不是很大。那么，中国为什么代际流动率高，不同时期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革命，革命造成流动，地主下去了，农民分得土地是巨大的社会流动。政治运动也造成社会流动，“文化大革命”是大流动，大批干部都打倒了，造反派地位上升了，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并不是好事情。中国始终算是流动率比较高的。改革开放以后，流动率又比较高，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市场竞争，一下子产生富翁了，也有人地位下降了，下岗了。这种社会地位的变迁也影响到父母子女两代人之间或几代人之间的地位变迁。
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当然，从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
这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了。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80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80年代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大家都可以竞争。
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最近好多的年轻人感到没有出路，确实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大城市房价的问题。深圳与北京炒房如此高昂，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80-9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中国过去是阶级混杂社会，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阶级差异很大。比如住房，过去只有单位之分，没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单位里面最高的领导人和司机和扫地的都住一个大院里面。但是，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这里面确实有很多消极的东西。
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他说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有差异，你只要能让顾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社会就有流动了，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有一定的道理。
第四，阶级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
以上四个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是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代际继承。中国人有望子成龙一说，父母总是希望子女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很正常的心态。问题是怎样获得很好的社会地位，是父母传给的还是靠子女自己竞争的，现代社会倡导的是与血统传承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竞争机制，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社会机制。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遗产法”（只有“继承法”），这在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问过一个日本人，发现日本的遗产税很高，虽然他想留给孩子，但是他的财产转给孩子的时候大部分是要被税收征走的。现代社会机制的思考，涉及到未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这些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六、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
前面提出的测量中国结构，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但是，毕竟下层、中下层部分太大，农村还有44%比例的人口，那也有6亿多人，再加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2.7亿，这样一算起来，后面要推进结构性转型升级的任务很重。
下面提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七点想法：
第一，一个社会的结构是产业结构设定出来的。大家知道中国过去是农业社会，现在正在转变成工业社会，但是，现在是制造业主体的工业社会，现在的中国工业，总地来说产业低端特征比较突出。所以，中国面临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这确实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巨大。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就能够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个转型不仅是资本的转型，更重要是人的转型、人才技术的转型。最核心的还是要培养出能够适应新的产业结构的技术人才、技术工人。而人的转型、人才的转型需要时间，人才的转型需要耐心。
第二是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一个很大挑战，就是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的这件事情，我们一般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什么样比例的城镇化才算是完成现代化转型呢？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十项指标，提出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要占到70%以上才是现代化社会，城市人口比重要超过50%。我们如果将外来打工族也记入城市人口的话，达到这个指标了，但是，我们知道外来打工族、外来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市民化，外来打工的700万农民工还没有真正成为深圳市民，所以，真实的城镇化率、市民化率也只有30%，所以，我们后面的任务还很重。 数据上看这是我们2010—2030年城乡的劳动力数据，左边是城镇的，右边是农村的。上面这条线是人数是总体的，后面分男女，因为有一部分的妇女因为生孩子退出劳动力市场了，所以女性劳动力比男性劳动力低一点，这是城镇的劳动力发展。这是未来2010—2030年农村劳动力的发展。 从预测上看，城镇化这件事情没人能够挡得住，但是需要思考一件事情：未来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农村不要再设想是传统的农民，应该是一个农业经营者和农业技术从业者的队伍。现代农业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产业，现代农业产业可以做得很优秀的，特别是像一些有机农业都是附加值很高的农业，我相信中国未来农村确实有很大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余地。
第三，农民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也是留给大家去思考的，包括对深圳的研究，到深圳来以后，听说深圳有600—700万是打工者，其中农民占很大的比例。如果他们永远处在社会结构的“农民工”位置上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办法转型。我写过一篇文章《有技术、无地位》，其实我们农民工不是没有技术。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想实现两件事情，一个是希望多挣点钱，这是对的，所以我们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以及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另一个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一个人努力挣钱和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是两件事情。社会地位怎么提升的呢？比如说我们干部怎么提升的？干部有一整套级别晋升的机制。教授怎样晋升呢？教授也有一套论文发表，级别晋升的机制。你想当好教授要在好的刊物上发论文。总之，这样的阶层都有晋升的渠道。但是农民工不知道，我打一辈子的工不知道怎么晋升。其实我们确实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比较顺畅的晋升的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 我们国家的劳动部门确实有一个“职业资格技术证书”的认证机制。我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以前历史上有八级工，每一个技术等级都非常清楚的，八级是对技术等级的尊重。那时候工厂里很少见到八级工，如果是八级工基本上跟厂长平起平坐。体制改革以来，我们把八级工制度废止了，因为它和等级工资制相联系。现在怎么分级的呢？学习英国叫做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我认为将地位的识别都搞乱了。八级的时候是一级最低，八级最高；现在学英国，一级最高，五级最低，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糊涂了，说你五级，以为你很高，其实最低一级是五级。 中国现在应该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能提升？我们也看到国际上有职业技能竞赛，中国人也参加了，去年还第一次获奖了，在号称国际奥林匹克的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我们青年技术工人取得了4个项目金牌，6个项目银牌，3个项目铜牌和12个项目优秀奖的优异成绩。李克强总理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匠人精神”。中国社会应该尊重匠人、技术工人，应该尊重有手工艺者。技术工人在西方的中产中占多大的比例？在欧美国家里职业分类里面，有一种叫做专业劳动者，比如教授、律师、会计等等，大约占到15%以上，还有一种劳动者叫做technical worker“技术工人”，大概在全部劳动者当中占19—20%，再加上有手艺的工人又占一个10%，这样后两者加起来，属于技术工人的是约30%。这部分人是归入白领、记入中产阶层的。中国多少呢？中国非常少，中国是把所有专业人员加上所有技术人员，合计，在整个人口普查中仅占7.1%，这部分人在上述经济发达体的国家里两者占接近50%。所以，推进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
第四，收入分配调整，这个肯定有一系列的调整，前面讲过，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处于高位，所以，还需要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也是目前最重的一个任务。我们现在提出，十三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即2016—2020年要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深圳作为一线城市财政能力很强，应该尽量地把低收入部分多覆盖一些。但是，即使是在深圳，也有700万外来务工者、农民工，难度很大，不知道这700万人覆盖得怎么样？（张思平补充：深圳的低保没有包括这700万，都是户籍人口的低保。） 所以，现在提出的到2020年覆盖全部的城镇常住人口的保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刚刚思平理事长说了都没有覆盖这700万人，只有4-5年时间了，必须思考怎样覆盖。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毕竟有13.7亿人口。我们的养老保障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建设得比较晚，蓄水池里的养老金蓄水的时间还比较短，再加上人口老化到来的速度在加快，对于这些都必须有深刻的思考。
第六，教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最为正规的渠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摇篮。近年来，我国的高校入学率上升很快，2014年是37.5%，2015年达到40%，这本来说是2020年才能达到40%。高校扩招以后，每年有近400万原农村户籍的大学生毕业，农村来这批大学生毕业以后基本上不回农村，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来的这部分高校毕业生，能顺利升成中产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高校毕业生都倾向于朝大城市流动，他们在小城市也确实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大城市又排斥他们，一线城市有明显的排斥政策。 所以，虽然教育是培育中产的培养机器，但是，中产地位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很多社会机制的建设。我们应该为中产创造更多的渠道，否则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
第七，市场准入与中产社会。指通过经营、运营、销售、营销运作，而在市场中获益，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中国社会总地来看在过去这些年里面通过市场进入中产这一块是最顺当的，证明市场还是很厉害的。市场进入中产目前有一个问题，该群体社会地位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李克强总理那句话是对的，李克强总理大意说：一个城市不要一天到晚驱赶那些小商铺打击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因为中国人口太大了，巨型企业其实雇不了多少人，垄断企业包括现代化生产线吸纳就业人数并不多。而就业人数最多就在小资本雇用、在市场营销这一部分。台湾为什么是中产社会？因为台湾就是中小资本极其普遍，一个社会必须要容纳中小资本，让中小资本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被大资本垄断，就意味着少数人占有的财富太大，大部分人难以从中获益。 最后，结论，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中产社会？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根据我们预测，大概到2040年的时候，我国白领劳动者将首次超过蓝领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占到52%，到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白领劳动者，也就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经营销售人员加起来，大约占全体劳动者的60%。那时候，终于实现中产群体成为主体，也就是橄榄型社会结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