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加：深港通——互联互通新篇章

编者按：

2016年9月30日下午，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先生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了《深港通——互联互通新篇章》专题演讲就即将开通的深港通以及大陆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进行了深入解读。活动由张思平主持，毛振华院长做点评。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特别是在深港通即将通过，互联互通新的时代、新的篇章即将开启的时候。

壹 我讲这个之前先稍微回顾一下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在金融结构上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大的发展。想一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开放的问题上有三个大问题发生，第一是转口贸易，第二是直接投资，第三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转口贸易是中国的第一桶金，直接投资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今天的中国银行、保险公司、能源公司、电讯公司、石油公司，都几乎变成了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头十家公司。这三件大事都通过香港来做的——转口贸易、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
从青岛啤酒一直到中石化上市，这么多年中国这么多企业上市，直到今天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里总市值60%的都是和我们有关的公司。这三件大事是过去三十年里面改革开放突出的特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钱在往中国走。无论是转口贸易、资本投资、还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也好，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三十年香港是中国首选的离岸的集资中心、融资中心。过去三十年是中国从贫穷到富有的三十年，是一个发展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面一个共同的主题是筹钱、找钱。由于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土地红利，中国其他一切的发展，使得中国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而中国又急需这些投资来发展。
过去三十年实际上钱在汹涌往中国流，未来的三十年可能这个情形会发生变化。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一个资本的进口国逐渐向资本出口国大规模转型，中国人今天不再是钱不够了，今天很多的问题根源是钱太多。钱太多又没有机会投，又没有好的资产，资产荒的年代钱多人傻，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中间开始考虑，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怎么走。香港本身也面临巨大的改变压力，因为过去三十年前香港一个地方的GDP是整个中国的几分之一，举足轻重，因此香港是富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穷人，这种情况下一国两制对中国极为重要，香港的发展对中国极为重要。
今天中国的GDP变成世界第二，看看今天的深圳，在座的各位中只要三十年前在深圳的，你想想三十年前的香港和三十年前的深圳，再看看今天的香港和今天的深圳，就知道这个变化巨大。这就意味着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上，还是从人民普通的生活上，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相对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香港来说感受更深，因此在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影响非常深入、非常深刻，以至于今天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寻找自己新的相对地位。
前些年我还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要边缘化了，中国还需不需要香港，香港今年GDP是中国的百分之几。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发展香港是不是还这么重要，这成为香港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香港今天存在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除了香港本土的生态环境、民生发展，还有在最终的层面上和内地之间的相对关系，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将来怎么发展，还能不能充分利用香港，香港对中国是不是还如此重要？和以前的重要性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关心的问题。
以前香港代表着世界的钱，当一个地方、一个人代表钱的时候，是比较主动的，因为只要是需要钱的人就要按照有钱人的方式来做。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投资银行工作，当时毛总也在做评级，我第一个中国客户就是毛总，然后去做武钢的重组和上市，后来又做吉林化工的上市，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刚到投资银行，基本上什么都不懂。我们要做吉化的上市，吉化是一个有三十多万人的大企业，整个城市都围着吉化建立起来的，跟我们很多大国企一样，但是它要上市。吉化有11套的乙烯装置要发展，没钱必须到海外融资。我们既然代表着钱，所以在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想要上市，必须要改革，要改制，要做痛苦的选择。这个时候怎么选择？选择非常痛苦，吉化要想赚钱，三十万人一发工资，什么公司再赚钱也不够。所以一定要分拆，要重组。
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带着一堆律师、银行家团队坐在一个屋子里开会，在基本上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之下说，“这个车间可以进上市公司，那个车间算了，这些人我都看不上眼算了吧，咱们就这样吧。”那样的一个小屋子里面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上市公司已经区别不大了，但是当时你进上市公司和不进上市公司工作，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未来、对你的家庭，影响是巨大的。
要上市，要符合标准。最后标准谁来定？代表钱的人来定。过去三十年，某种意义上来讲香港的日子比较好过，别人缺钱的跟你商量，你是一个市场的决策者，你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是有权力的。

贰

今天各方面都发生变化了，以后怎么样再找到互联互通的地位，双方比较有互补的时候才有可能互联互通，今天就谈到了过去三十年。到了今天发展成这样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这几年香港在搞进一步定位改革，怎么做新的事情，国家还需要什么，要重新思考双方的关系、定位和新型市场。
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突然发现中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继续需要钱，而且需要外面的钱，不仅仅是需要钱本身，有时候还需要钱带来的理念、带来的改变、带来的化学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人的钱也需要走出去了，这么多钱留在家里面买了一堆的美国国债，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发展？我们把钱拿给国企拿出去，很多的国企拿出去打了水漂。有没有可能自己的钱自己做决定，这样既有投资海外的机会，又有吸引新钱进来。
中国的资本市场不能自己关起门来玩了，中国资本市场要想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市场，一定要开放，开放意味着就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变成了我们一个核心。沪港通、深港通，就是在解决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进来，走出去。因为你不请进来，自己永远无法变化；不走出去，在窝里，永远也不可能发展。
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面临着一个走出去请进来的大问题，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大问题是能走出去吗？能请进来吗？勇敢的人们早走出去了，有的人从地下钱庄走出去了，有的人通过别的贸易走出去了，有的通过亲戚走出去了。请进来的也有直接投资进来的，也有QFII进来的。但是真正的市场上流动性最大的资本市场，既走不出去也请不进来。这就是我们互联互通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走出去，怎么请进来。
请进来也好，走出去也罢，最核心的问题是制度的不同，体系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勇敢的人、愿意能说英文的、能说德语的、能说荷兰话的早走出去了，大部分的人不会说，大部分的人希望在家里走出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屁股坐在家里我的钱走在天下？有没有可能外国人想参加中国的发展，但是不想为了中国的发展穿上中山装，还想穿着西服吃着汉堡，但是投给中国的机会，非得到中国吃炸酱面才能投中国吗？这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们要想大规模请进来，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市场结构、我们的监管体系、我们的教育习惯。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像以前，以前我们还没有开始发展这个市场，实在不行就照人家的模子画一个，但是咱们今天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但是它慢慢变成一个有自己充分的基础、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交易习惯、自己的特征，而且自己改不了的问题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要想让外国人真正地全面进来，要么改自己，要么改外国人。外国人愿意被改变的已经过来说中文了，不愿意被改变的要么把他排在外面，要么永远进不来。出去也一样，大部分人不可能随便出去的，也不可能大规模出去。
在这种制度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大家说制度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跟人家接轨，我们恰恰是在自己发展的很多事情上和国外接不了轨了。我们甚至认为他们应该跟我们接轨，我们可能已经代表了未来了。
说一个很简单的市场结构的区别，国际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上面是监管者，监管者底下是交易所，交易所周围几百个会员，所有的客户在会员后面。交易所交易的时候只看到几百个会员，交易的过程中，会员拿到客户的钱、拿到客户的订单，在交易所下订单的时候我只看到会员交易的单子到我这儿来了，至于你后面是谁我是不知道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所的工作很简单，我把这几百个会员服务好就可以了，会员也很喜欢这样，你们后面客户干什么、怎么干，他的钱在你那儿，他的货在你那儿，他的券在你那儿，你有很多的机会做很多的东西，可以赚钱的。比如同样的一个股票，谁要买谁要卖，是要给会员交押金的，如果会员这边一个买一个卖的话，在我的交易所的位置这个人就是零，你就不用向我交保证金，但是那两个人都得给你交保证金，你至少有利率可以赚。
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二级结构，交易所底下二级单位，券商们发展非常快，因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来发展。老百姓、投资者都不直接入市，都是在会员后面，然后那边的屋子都是大基金、大的机构投资者，老百姓都是买他们的基金，然后整个交易所里面都是机构之间的博弈，每个人都是膀大腰圆武装到牙齿，没有老百姓散户在中间的，散户都是在后面的。
咱们中国的市场开始也是这么发展的，但是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大错，别人也错过但是没有那么系统性地错。2000年以后，发现很多券商挪用客户的钱，把客户的钱拿去炒股，炒赢了是自己的，炒输了以后留了一大堆的黑洞跑路了，后面很多的老百姓钱没有了。在国外也发生过，但是基本上是发生一个治理一个，我们中国当时大面积发生，没有办法，只好整顿治理。整顿治理以后变成了中国就把券商几乎是一夜之间赶出了市场，就不许券商再管大家的钱财物了。结果所有今天在中国1亿的股民，每个人都开两个账户，一个是深圳的，一个是上海的，但是所有的户都直接跟交易所开，所有的清算结算公司都跟中登开，所有的股票钱都在托管银行的账下，中国的老百姓一下子被解放了，他不用再担心券商想挪他的钱了，这些券商想干坏事没有地方干坏事了。
券商的水非常干净了，谁也不可能动老百姓的钱的，好处巨大无比。中国这个市场相比很多市场来说，技术上来说非常透明，监管上面的手段非常快，比如今天看到突然一个股票涨了50%，有问题吗？估计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瞬间可以锁定，你们五个人在交易这个东西，一发现你们互相在交易，我们马上知道你们五个人有问题。马上电话可以找到你，说你为什么交易这个股票，突然发现你们家的小舅子是这个公司的CFO，肯定这里面有内幕消息，过两天就宣布重组了。所以效率极高，马上就可以定点找到谁在干什么事情，该抓你就抓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国外不可能这样，一个股票涨了50%，我只看到高盛在交易，摩根斯坦利在交易，我们得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得找那个单子，找出那个单子还是一大堆的公司，有可能最后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人，但是他控制了很多的股票。我们抓到这种人调查，最后抓到他就完了。中国人的逻辑是不能让坏人得逞，国外是说反正总是有坏人的，出来再抓。咱们这边是怕坏人太多，所以要做到一切万无一失，坏人干不了事情，所以才有我们的清算结算的体系，在这个底下券商想干坏事都很难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似乎非常干净。 去年我说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最透明的、最有效的，监管最能够得力的。香港就说你是大陆出身的人，你管着港交所，怎么说他们最民主？香港刚好搞民主，你说他还最民主，最透明。为什么民主？老百姓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是民主。为什么最透明？就是穿透式的市场结构，执法最有效的也是因为他非常迅速。但是反过头来讲，去年的股灾某种意义上也和我们这样的市场机制有一定关系的。
我以前讲过，比如在美国时代广场有一个大苹果，一到了每年过年的时候掉下来，大家就过新年了，那个时候每天有30万人在那上面庆祝。这么几十年的庆祝从来没有踩踏过一个人，没有死过一个人，而且这些人基本到了午夜的时候都是半醉全醉的状态，都是喝着各种各样的酒都没出这么多的事。为什么？他进去的时候就拿铁栏杆，一个地方300、400人在那个地方，进满了就关起来，他拿铁栏杆围成一圈圈，进到一个圈里几百个人不能进了，你要闹就在这个圈里闹，其他的地方闹不到。他那种时代广场好像是一个国际的券商体系一样，高盛有他的客户，摩根斯坦利有他的客户，JP摩根有他的客户，他把各自的客户弄好了，整体的市场就不会有问题。有看空的就一定有看多的，有人决定要干这个事，就有人干那个事，价格到一定程度就有人来，很难在这个市场里面形成单边市场的，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刚才我们讲的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好”就是刚才讲的很透明，抓人很容易，监管很便利。“不好”某种意义上就好象是天安门广场上100万人，突然有人喊说那个地方有好事，大家往那边一看，往那边一走，你想想这个广场的人如果是这样像波浪式地走，在底下的人一个人倒，就会一片倒下去，那基本上大的灾难就会出现。
叁
互联互通为什么讲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的市场为什么发展，为什么发展成今天这样？这也和我们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发展阶段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问题和人家不一样，华尔街是200多年前在一个街头为了什么事互相交易，慢慢大户发展起来了，首先几个富人自己搞一个交易所，发展会员，慢慢发展壮大以后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我们在1990年联办开始创立以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券商，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的证券法、中国的公司法，中国的交易所，和中国的所有证券市场核心的东西，都是同一天生的，不是自然慢慢地积累一两百年形成的。因为我们落后太久了要赶上去，是人为地凑起来的市场，这种情况下只能不断地想什么东西最好。由于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是给国企融资的，在那个时候老百姓的钱最好拿来给国企解困。所以老百姓从第一天起就习惯下场。中国是唯一一个市场上老太太能够拿着小板凳在那儿看K线，我做了这么多年金融家搞不清楚K线是怎么回事，经常要向大妈们学习一下。这样的民主化的市场，让他们进来了想请出去很难了，很多人进里面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当然自虐也是精神享受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总结，就是两边的市场无论好坏、无论价值判断多么不同，都改不了。让我们去为外国人改，不会改，让外国人为我们改，也不会改。那怎么办？那你永远请不进来，永远走不出去，就陷在这儿了。中国又不可能那么快地把资本项下开放做起来，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拿人民币出去也不行。这种情况下我们设计出一种沪港通的方式，实际上不是大家拿着钱到对方去投资，又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可以投资。比如这边是国际投资者，那边是中国投资者，然后国际投资者想要投上海的A股，将来深港通一开通投深港通。下单都是在海外下单，根据海外的经济来下单。中国的老百姓都通过中国的券商下单，全部下在中信、海通，下完以后拉到上海交易所，上海交易所统一地把电子单拉到香港交易所。中国的王大妈、李大爷的单和亚当·史密斯的单和威廉姆斯的单都在我们香港这边交易，这两个单是最好的，对方在我这儿交易了，王大妈就卖给史密斯了。王大妈既不会去找史密斯，史密斯也不认识王大妈是谁，是电子订单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了。
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大陆人买港股了，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国际投资者在买A股，都是电子单。有两个交易所把电子单互相拉到对方以后，你的价格形成了，你单卖出去多少钱，你的单买进来多少钱，定下来了。但是大家的清算结算都是在本地市场进行，因为这边国际投资者买A股又有买又有卖，今天全天搭差，出来的净价，如果买得多就欠钱，卖得多就欠人家的券，都一样。港交所每天晚上7点半扛着一麻袋的钱或者券，过了深圳河和中国中登，说我们今天全体香港人民欠你这么多钱，或者欠你这么多券。每天中登也是拿着麻袋扛着钱，当然现在都是电子单了，跟我来结算。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投港股了，但是你看股东册的话，港交所是几乎所有海外上市企业的股东。你要在香港的公司里面想要看中国老百姓持有的股，王大妈持有的是李嘉诚公司的股东，看不到，看到的是中登，中登代表所有的海外人民持有的参与沪港通交易的股票。这等于两个交易所和两个清算结算公司之间都不用见面，大家都不用离开家，大家都不用离开你的交易场所和交易的习惯，完全按照你自己交易本地市场的感觉下对方的单，然后由交易所和清算结算公司把两个市场连在一起了。等于我们把一个圆管子和一个方管子结在一起了，这个水可以流了，钱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上面都是人民币，由我们海外换成人民币以后才能拿进来交给上海，因为每天都有交易，所以问题不是很大。这样海外的人民币市场发展起来了。这边也把人民币给了中登，中登换成美元以后给我们美元，在我这边来结算。这样在对所有投资者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底下，突然一片天地打出来了。
所以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从沪港通起，特别是从深港通起，中国投资者、中国的老百姓，就已经有三个交易所可以交易了，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唯一的区别是，港交所的股票都是外面的，当然今天港交所的股票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国内的，只是你可以到外面去买了。今后港交所会带来大量的世界公司。
这种模式对我们将来的影响在哪里？等于是我们在香港开了一个沃尔玛，沃尔玛摆满了架子，大家都可以像淘宝一样的到那儿买世界的货，当然这个架子上的货今天比较优先，都是在香港上市的港股，港股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的股票。香港的任务今后变得不一样了，以前是把世界的钱集中到香港给中国，今后就是把世界的货拉到店里放在那个架子上，让我们中国老百姓坐在家里、坐在长沙，坐在安阳，提着小板凳，投世界，这就是沪港通将来最长远的发展。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就是香港要不断地把世界带到中国的脚下。
肆
有人说，有一天中国大陆开放了还要你们干什么？大家都可以自己走了，人家也可以随便来了，要你干什么？我想沪港通至少还有20年，今后的20年里面任何时候你拿一个刀切一下，看看这投资者里面的结构是三群人。非常勇敢的像毛振华毛总钱多，全世界都有他的，像他这样勇敢的人们钱早出去了，这是第一种人。还有第三种人，基本上自己家里的事还没搞清楚，A股的事还没有搞清楚，他永远对外面没有兴趣。中间一批人是已经很有钱了，但是还不是很勇敢，让他真要拿了钱跑到外面去干，他还真的不敢，不愿意、不方便。拿出一点钱可以，整个家当拿出去，不干。第二批人就是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永久客户。
你在20年里面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你任何时候一见面，比如三年以后见面，毛总那个时候是第一批人，思平市长是第三批人，我假如说是第二批人。过两年以后你再一见面，毛总那已经早就没人了，思平市长已经挪到第一批人也跑了，但是又有很多以前第三批的人也进入到第二梯队来了，所以这个第二梯队永远是最大的梯队。或者说，就是这个梯队足够大了让沪港通这样的东西可以持续20年。
反过来也一样，外国人也一样，勇敢的外国人早进来了，早娶中国的姑娘或者嫁给中国的小伙子了，但是不勇敢的或者对中国没兴趣的，你搞八个什么通他也不来。还有一部分人已经想来了，但是没想把钱挪过来，他就用沪港通的形式继续做工作。
所以沪港通和深港通就将长期地成为第二梯队不断进行投资中国，中国不断地有人在第二梯队里面洗礼完了以后挪到第一梯队里面去，但是即便挪到第一梯队，也不是所有的钱挪到第一梯队，不断地有人从第三梯队变到第二梯队，第二梯队永远就是我们的客户。这种模式长期的生命力就是取决于中国的制度和海外的制度，两种制度由于自己特殊发展的背景和历史决定了不可能一样，长期不可能一样，不可能完全改变。
今后有些东西有可能是国外的市场开始要向中国的市场靠拢，比如刚才讲的穿透式的结构。外国可能不需要采取穿透式的结构，因为他散户没那么多，而且散户人家不愿意直接入市。人家是投资者，找人帮我管好钱就可以了，不可能想到去读K线。我想说的这个概念是，将来长期来看，外国的市场可能要往这边靠是按理念上来靠，因为咱们这个穿透式的市场结构理念是，所有的交易都是在一个完全透明，谁都能够看得见，谁都改不了的前提底下进行交易的。市场毕竟有时候还是会有券商当坏人，你券商当坏人的时候，老百姓就不会受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将来总有一天海外的市场还是慢慢地发展起来。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新的技术，所有的技术本身都想解决两个资本市场结构的大问题。
第一是可信度，大家希望将来这个转换中间不会突然出现我的东西变成你的了的情况，一旦转换就已经是永久性地变了，记录都改了。将来希望做到房子不可能让别人拿走，即便房产证我都不拿，那这个东西都在上面，不可能变成别人的，这是一个技术上大家希望能够解决的。
第二是成本，现在毕竟是靠中介有巨大公信力的，像交易所这样解决大家公信力的问题，大家觉得只要在技术上形成了转让，不可能有人搞出鬼名堂来。海外可能会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向咱们市场中的哲学理念逐步看齐。咱们是通过一个执行力巨大的政府，权力巨大的政府，在全国的层面建立起这么一套中央的体系，这对很多的市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有这个条件把它做成。
这就是沪港通，将来久而久之沪港通就慢慢会有这种变化。比如沪港通里面，中国今年会有一个很苦恼的事，在国内谁干坏事，我们都很清楚，一下子就能抓着。但是有了沪港通以后，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把钱弄到沪港通去，弄到香港去，然后从香港回来以后投A股。他投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看到的都是港交所，港交所还得去问，港交所只能去问中兴证券、高盛、美林证券。
现在证监会也说，小加你们总有一天要给我们解决投资者的辨认身份的问题，就是一户一码的问题。我们香港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难，但是由于互联互通是一个未来，我们开始慢慢地解决，而且市场也是希望能有一户一码。但是在一户一码和风险管控之间，同时给券商留以足够的盈利空间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平衡，我们不可能一刀切，没有那么强势的政府能够一下子把这种东西一步到位，要慢慢来。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经常问的问题，现在沪港通中国老百姓去投一些你们香港的上市公司，香港的上市公司谁管？中国证监会肯定不管，因为他不在中国上市。我投了出事以后怎么办？监管就不管了吗？这个我把它形容一下。沪港通能够做得这么顺利，就是有点像一个街对面有两个餐馆，这边是中餐，那边是西餐。谁到我这边来吃饭，你要吃得肚子有问题了或者健康受影响了，他来找我，我要买单的，要处理的，一定要给他说法的。但是他如果跑到对方的西餐店里吃出问题了，和我没关系。第一是100%的责任，后者是0的责任。沪港通把西餐的菜单拿到我中餐的桌上来了，我把我中餐的菜单也拿到他那儿去了，但是西餐依然是他监管的，中餐是我做的我监管的，再来一个吃中餐的我肯定是100%责任，如果这个人吃西餐我就不能100%管了，因为不是我做的。但是也不能不管了，毕竟人家到你这儿来吃，谁让你把对方的菜放进来的。意味着说对我中餐馆的老板来说一定得找西餐厅的老板，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一个解释，我要有一个机制，让我的投资者能够得到说法。反过来也一样。
以前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很困难，一般监管者都比较牛，你要想让他们互相低头很难。为什么这次这么好搞？因为双方都有需求。今天是在我这儿吃西餐吃出毛病的，他要不帮我，我带进去以后他如果说，我不管，谁让他乱吃的。那你记住了，过两天你找一个洋人跑到那儿，吃了一个什么腰果鸡丁，吃出毛病了，你找我，我也不理你。所以，两边每次都有巨大的动力帮助对方，帮助对方说，“下次我找你，不能让我排队，你要赶快帮我解决了。”监管上的对应性、对称性和监管互助，是沪港通和深港通一个核心的内容。
如果你说我们可以搞一个“沪纽通”，我觉得那里面最大的问题是时差的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通，是因为两边都是利用自己本地的基础设施投对方，是你要给本地的券商打电话，是本地的交易所下单投香港。如果香港正在睡觉，你这边起来了人家不开。你跟伦敦通、纽约通人家不开。或者人家开的时候我们全体券商都上班，上交所、深交所都夜里上班，这是不可能的。基本上是时区以外的很难做，时区以内的和日本、和新加坡都可以，但是能不能相信，能不能谈出来则是一个未知数。比方说，我是一个大餐馆，你这边一个包子小车，我肯定不跟你做。我的大店肯定不会跟你包子的小车说，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吃，还可以买对方一个煎饼果子。肯定不是这么干的。日本那边可能会说，我们的语言不通，很难跟他们说得上话。万一两边钓鱼岛上搞一下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就和香港搞，别的地方慢慢来吧。
伍
讲讲前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你说深港通、沪港通应该做成了，深港通、沪港通里面，大家见的最近南下的资金量是巨大无比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北上多，北上外国的投资者都有一种资产的配置需求。国内的投资者还没有配置的感觉，但是我们最近发现，沪深港股票通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认识到了香港已经是大家资产配置的第三个市场，那就是没有理由说只在深交所交易，只在上交所交易，而不到港交所交易。交易方式是一样的，而且东西还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互相就有交易的发生，南下的量现在是非常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宣布深港通之后把总额度取消，沪港通发的时候有一个3千亿的额度，就是说一旦是银行市场买了对方的3千亿，中国老百姓如果买了这边3千亿，就不能再买了，除非这个额度给提起来。后来南下这一部分额度越来越接近于那个额度了，这个时候很多大的基金不敢买了，担心买到头了就不允许买了，只能卖了。他本身是搞资产配置的，这样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总额度一取消，大家突然不用害怕了。保险公司本来是不能投沪港通，还不能包括在保险投资的范围内，现在也全部放开了，所以保险公司现在也大规模地往前走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投的都是香港的股票，他还是把炒A股的一些心态带进去，找的是一些波动性比较大的股票。最近就有大量的大公司的股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大。香港这个市场适不适合我们中国老百姓投？大家可能不断地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故事，香港好象有一个东西是老千股，我们去了以后中了老千股怎么办？我前一段也写了一个博客讨论关于老千股的问题。老千股的问题争议性比较大，我写了以后很多人骂，说你这个人站着说话不腰疼。香港有很多融资工具非常灵活，香港市场之所以有活力，你上市我不管你，你只要符合条件，不用找我们，不用打电话，不用找领导。
很多国内的朋友们跟我说，一些人听说他和李小加是朋友，就说我的公司要上市，你得介绍见一下。我经常跟他们说见是可以，既然是朋友介绍的可以见。但实在是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也浪费我的时间。你要能上，见不见没有关系，你要不能上，见了也没有用，谁打电话也没用。因为香港的制度里面给交易所的职员和官员的裁决空间非常有限，你就干这个事情，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时间也是，你什么时候拿了文件，几天之内要干什么是很清楚的。发行商到你这儿不需要毕恭毕敬，你尊重他，他干这个活，你不尊重他，他也得干这个活。所以香港的发行，不光是上市很容易，上市以后再融资也很容易，你给你的股权激励机制，你给你的高管给股票也是没有问题，你明天有一个供股、配股也可以。反正是一系列的规则，这个规则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要把规则写清楚。
但是由于有很容易的融资手段的时候，市场中间总有“坏人”，比如菜刀是切肉的，但是会有人偶尔拿着菜刀杀个人。在香港融资手段如此之方便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被一些公司搞这种所谓的老千股，这种配股感觉很差，怎么一个公司能够干这种事。好公司拿它是干好事的，坏公司拿它干坏事。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谁好谁坏，香港的法律制度是，你先干了坏事我再来找你，我不能假设你干坏事，先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控制你不干坏事，因为这和他的法律制度不一样。香港是说假设大家都是好人，知道你干了坏事了我抓你，但是你干了坏事我得证明你干了坏事以后才能抓你定罪。我们这种制度最大的缺点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坏人有机会干坏事，干了坏事有可能逃脱。像美国的辛普森杀人的事大家都说肯定是他杀的，假如在中国肯定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但是那边宁可错漏一个，绝不冤枉一个。
有的地方可能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这样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看到干坏事了应该管。有可能管得不够严，有可能不好管。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小公司、问题公司，看上去就不怎么样的，你就要高度警惕了。所以我们在执法上更加严厉，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香港这边严厉不同于“严打”，因为我们那儿没有“严打”这个事，你不能说今天领导关注就要“严打”，要好好干一下。有的人平常没事“严打”的时候给抓了。香港那边要打就打了，会一直严下去了。你觉得以前打得轻了往重的打，不是说领导交待不交待，该打重的就重打，这是一条线，大家已经看出来我们在监管上面加强了力度。
还有很多声音说，你能不能把你那些工具都收起来？干嘛那么快融资，给他批，要让他好好说明。香港不喜欢给我们官员很多的权力，你的东西都是中性的，菜刀是切肉的，每次切肉的时候都得到这儿申请一个菜刀，你寻租的机会很大，对市场不方便，要市场化。香港这边的做法是，如果你杀过一次人，我会问，这个菜刀是不是用来切肉的，你肉在哪里？你切完肉以后谁证明这个刀可以收起来？问的问题可以多一点。但是真正让我把这个刀拿走是不合适的，毕竟大部分99%的人都拿这个刀切肉。要不然把所有的刀收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拿水果刀切骨头，那也不可能，市场也不可能这么做。
香港十几年前的老千股害了一些香港人，人家不去那里了。我们尽量让内地的投资者多走一点阳光道，什么地方亮堂、什么地方人多、什么地方店大去什么地方，有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偏街小巷少去，但是有的人认为诱惑大的玩一玩，胆大的就去，万一碰到什么事喊警察，警察来得晚一点也要小心，要注意风险。我们知道现在新来了很多台湾的陆客，陆客对我们不熟，以为那儿很好就去了。我们可以经常去那些地方加强巡逻，经常照照镜子，实在不行加两个灯、弄两个探测器。总地来说老百姓投资者不熟悉的，还是要尽量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