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转折点上的中国经济 ——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

2017年5月5日上午，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转折点上的中国经济——从资本积累到技术创新”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许教授审定。

谢谢张理事长，谢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邀请。很高兴到这里来跟大家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做一个交流。

改革开放快四十年了，中国经济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的过渡顺利与否，将决定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转型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资本积累转到创新驱动。为什么经济要转型？为什么企业的经营模式要转型？如何转型？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传统增长模式的动力枯竭

在讲这些内容之前，我先介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清转型的来龙去脉。这个数学公式的左边Y是GDP或者企业的产出，右边A代表技术，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这个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国家的GDP即左边的Y由三个因素决定，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企业的产出同样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达，左边是产出或者产值，右边是装备的技术水平和资本与劳动的投入。这是一个经验公式，用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验证，大体都是成立的。

我们用这个经验公式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增长。一类是“数量型增长”，就是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驱动增长，K和L增加带动左边Y的增加。第二类是“效率型增长”。不是靠K和L数量的增加，而是靠提高技术水平A。这个A是广义的技术，既包括了通常理解的狭义技术例如互联网、大数据，也包括了制度因素。效率型增长的特点是，如果A的数值更大，不用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左边的Y也会更高，也就是同等数量的资本和劳动获得更高的产出。比如一个手机生产厂，给定生产能力，如果生产苹果手机是什么产值？如果生产山寨手机，又是什么产值？同样的生产设备K和同样的劳动投入L，不同的产值来自不同的A，苹果手机的技术含量不是山寨产品能够相比的。

这两类增长模式的本质不同在于可持续性，而不是增长速度。通过不断的投资增加资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实现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原因就是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经济规律，叫做“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太学术了，实际上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常识：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加资本投入虽然可以带来GDP的增加，但是每一单位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会越来越低。

举一个例子，设想农民种一块地，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本的投入，没有拖拉机、化肥、灌溉设备，完全靠简单的劳动工具种地。在纯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亩产能够达到多少？我在陕北下乡的时候，当时亩产只有300斤，“大跃进”时期有人说亩产万斤，但凡有一点农业生产知识的人就知道这不可能？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陕北的土地上能够产出万斤粮来，当时只有亩产300斤。

现在想象一下给农民配一台拖拉机，亩产能够增加多少？假设能够加100斤左右，如果再给他第二台拖拉机呢？产量还会增加，但增产效果要比第一台要少，因为土地已经用第一台拖拉机深翻过一次了，第二台拖拉机再耕一遍，效果就比第一次差。假设第二台拖拉机增加亩产50斤，第三台拖拉机的增产效果可能就是零了。虽然这些数字都是假设的，背后的经济规律却很清晰，继续增加资本投入，新增产出不断下降，最终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在那个点上新增资本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零。

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熟悉的现象。第一，不管再投入多少，GDP低增长甚至没有增长，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大概是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这并不是说1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是一个魔障，谁也过不去，而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当伴随着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收益越来越低，增长乏力，人均收入于是就在1万美元左右徘徊不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资本严重匮乏，那个时候进行投资，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发展工商业，可以很快地提高GDP。现在各行各业用大机器装备的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这时增加资本投入的作用大不如从前，就像农增加民的第二台、第三台拖拉机，投资收益递减。

过去几年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尽管每年增加的投入并没有减少。大家还记得4万亿，其实那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投入是十几万亿。2009年的时候我们叫4万亿，现在40万亿，后面又加了一个0，可是GDP增长为什么还在下滑呢？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不断下滑的GDP增长率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

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0或者是接近0的时候，农民还要提高亩产怎么办？他已经有三台拖拉机，再添置一台没有用了，这时他要去找袁隆平院士，跟他讨一些良种。袁隆平院士的水稻品种不是老天给的，是他多少年辛辛苦苦经过科学实验筛选得到的种子，比农民一般的种子技术含量要高得多，也就是更高的A。如果农民不买拖拉机而去找袁隆平院士，那就是把农业增产的动力从资本积累转向了技术创新，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核心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济规律。

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而通过A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技术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从工业革命开始至今，我一直在提高A。第一波的技术创新是蒸汽机，蒸汽机的效率比人力、畜力、风力、水力高得多。蒸汽机之后又有电力、铁路、汽车、原子能、电子、电脑、互联网……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靠的不是政府的刺激性政策，而是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是资本积累到了临界点，边际收益接近于零，而技术进步又接不上。从数据上看，1990年代中后期1块钱人民币的投资可以带来大约4到5毛钱的新增GDP。2015年，1块钱的投资只能产生7分钱或8分钱的新增GDP。宏观的投资收益下降得很快。再看一组PPI（生产价格指数）的数据，从2012年开始到去年的下半年全是负增长，企业的产品出厂价格不断地下降，原因是产能过剩。在供大于求的压力下，企业竞相削价，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

产能过剩意味着各行各业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如果有新的投资发生，投资收益有可能是负的，资本积累可能已经过了零边际收益的临界点，投资无法回收。

经济是否已经滑进“中等收入陷阱”？从数据上看是的。从投资收益的角度看问题，当前的一些经济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在有一个词叫“脱实向虚”，经济下滑政府很着急，印了一大把钞票，但资金不进实体经济，跑去炒股票了。2015年经历了一次大股灾，股票不敢碰了，去年转向炒房子，就是不往实体经济去。政府老是说“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但怎么引导它也不去，因为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接近零了。在资本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在产能过剩的阴影下，资金不会进实体经济，这个时候印钞票，除了制造通胀没有其他的作用，通胀包括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通胀。“脱实向虚”只不过是宏观政策失灵的另一个表现，不仅货币政策没有用，财政政策也没有用。看上去财政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实际上只是增加了过剩产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还讲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逻辑上是很荒谬的，政策目标都是拉动投资，而经济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资本了。这时的政策不应该是刺激需求，而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增加有效供给。

中国经济企稳反弹了吗？

PPI在去年的下半年止跌回升，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反弹在即。仔细分析一下，未必那么乐观。

PPI由负转正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货币供应提速。这张图的蓝线还是刚才的PPI，去年下半年尾巴翘起来了，和这条红线（狭义货币M1）呈正相关关系。谁是原因谁是结果呢？货币是原因，价格是结果，因为在这张图上我们做了一个技术处理，把货币供应向后推了6个月。货币供应和价格指数的正相关说明上半年放水，6个月之后，下半年PPI的尾巴就翘起来了。去年上半年M1的增长率从5%左右很快提高到25%，这样的货币投放当然会反映在价格上。

说好的供给侧改革呢？怎么又跑到需求侧去放水了呢？不清楚。去年5月份权威人士讲话，说中国经济不是U形，更不是V形，而是L形，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市场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有不同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仍在L的这一横上，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也有人认为是L的这一竖。

除了货币供应，PPI的反弹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是去产能，去产能确实有一定的影响，感觉上没有货币那么重要。库存周期是另一个因素，去年一些行业的库存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补充库存带动了一点需求。

今年以来货币增速这条红线一直向下，预示着下半年经济会跟着这条红线下滑。你也许会问，既然货币放水的效果明显，为什么不继续把它拉上去呢？再拉上去房价会涨到什么地方去？现在政府已经动用了几乎所有可以动用的行政手段打压房价——限购、限价、限贷，再增加货币供应，恐怕连行政手段也控制不住房价了。

资产价格的暴涨是货币增长放慢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压力，增加货币供应会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为了保汇率，政府同样动用了行政手段管制资本账户，虽然缓解了汇率压力，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影响了企业正常的进出口和对外投资。

现在经济政策的操作上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迫状态，管了这头管不了那头。经济有它自己的规律，不可能服从人的主观意愿。至于L这一横有多长，取决于改革的进程，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未来若干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将比较严峻，企业界的朋友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

在数量型增长已经没有多大潜力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方向的转变。由于后续的政策解释不甚清晰，引起了市场和民间思想上的混乱，对这个重大的政策方向改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政策方向调整的第一个信号是“新常态”的提出，资本积累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期待10%甚至8%的增长了，6%、7%将是新常态。第二个信号就是“供给侧”，等下我们会展开讲供给侧的政策。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增长的动力将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在这个转折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处于低位。供给侧实际上就是我们多年呼吁的效率型增长，转向供给侧就是从K和L转向A。为什么这样讲？A是技术水平，决定技术水平的不是工信部、科技部，政府部门只决定科技项目的财政补贴，技术水平是由企业决定的，而企业在供给侧。所以供给侧的主张一提出来，我就表示支持，呼吁了这么多年的效率型增长，政府终于和民间有了共识。当然，我们说的是依靠企业效率的提高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靠政府搞地方融资平台、产业基金和产业政策。

供给侧的所有措施都应该围绕着企业效率的提高，这一点在我们看到的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中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提高企业的效率不需要什么政策，需要的是制度保障，因为效率来自技术创新，而创新要有制度的支持。

说到创新，我们要给出一个定义。一般理解的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像智能手机，但这只是狭义的创新，广义创新的内容丰富得多。除了狭义的技术、产品创新之外，还包括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京东的电商就是零售业模式的创新，电商用了互联网，还有一些没有用任何新技术的创新，例如沃尔玛起家的时候，直接从供应商那里进货，而不经过批发商，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这也是创新。广义创新还包括了组织和制度的创新，比如万科引入了“事业合伙人制“，每一个地产项目都有若干合伙人，他们尽管不是万科公司的股东，但相当于这个项目的股东，可以从分享项目的收益，用这样的组织创新激励万科的管理人员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1978年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改变了激励机制，提高了管理和生产效率，都被我们包含在A里面。

效率型增长要靠创新。我认为深圳是全国创新城市的第一位，每次到深圳来心情都很愉快，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这里有最多的创新企业、最多的创新技术，中欧商学院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深圳的商业环境和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

深圳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城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事少。提高供给侧的效率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去年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争论产业政策，我坚决支持张维迎教授，坚定地认为创新不需要产业政策，需要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谁见过中国哪一家创新公司是由政府的政策扶持出来的？华为是深圳的民营企业，腾讯也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创业和发展初期哪有什么政策扶持？现在做大了，政策送上门去了。马云刚开始找不到投资人，腾讯还小的时候到处找资金，最后南非的一个投资人给融了紫，估计他远在万里之外，不大了解中国的情况，稀里糊涂做了个投资，没想到发展成今天的腾讯。

供给侧不需要产业政策，需要制度配套，我门提出以下四项：

第一，保护私有产权。

创新研发需要进行长期的积累，即便灵机一动的想法，也要投入人力和资金，经过多次尝试才能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才能变成产品。要想让企业在研发上做长期投资，必须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使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只有在稳定预期的支配下，企业才愿意做长期投资。中国企业喜欢短平快项目，一个原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投资研发十几年才产生效果，假如十几年以后怎么回事说不清楚，与其冒这个风险，不如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去。

今年春节期间我参加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校友会的成立仪式，悉尼的成立大会上来了70多位校友，我对他们讲：大家到这里来参加校友会的活动，我很感动，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点伤心。感动的是各位对母校和校友的情谊，伤心的是这么多校友到澳大利亚、到新西兰来发展，本来应该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投资，发展你们的事业，现在跑到澳洲来了。我们当然不能责怪这些校友，他们的行为和选择都是理性的，担忧财产的安全，孩子的教育、空气质量、环境问题，所以出走了。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说明产权保护的问题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今年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内容和去年的文件大致相同。说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引起了高层的关注。要保护私有产权，尊重企业家精神，否则创新没有办法进行。

下达文件当然是好事，但是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呢？保护产权最有效的方法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法律是非常清晰的和稳定的，不会随着政府官员的调动而发生变动，对产权的保护比政府的承诺更加有效。人民币贬值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资金外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心不足。

第二，缩小国有经济范围。

国有企业做不了A（技术），它们有政策优势和资金优势，能做K（资本投入）和L（劳动投入），投资冲动强烈，雇佣了一大批人，但冗员充斥，人浮于事。国有企业做不了A的原因是它既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创新的压力。

民营企业如果在创新上落后会遭到市场的惩罚，被淘汰出局。以手机为例，这个行业曾经的NO.1是诺基亚，现在呢？听不到声音了，老大沦落为不知所终，就是在创新上落后了一步，没有及时开发出智能触屏手机，其实诺基亚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但是没有推出产品。苹果手机打进市场的时候，诺基亚还在按键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不是锦上添花的事，而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企业的CEO一定要抓创新，董事长一定要关注创新，创新失败了企业就失败了。可以说，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而不是生产，也不是销售。创新慢一步，企业就被淘汰出局了，而国有企业别说慢一步，慢十步都不在乎，因为它是吃皇粮的，出了问题政府会救，所以它没有创新的压力。

国企也没有创新的动力，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的激励。乔布斯为什么要创新？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新？乔布斯要把苹果做成一个百年老店，一个能够长存的优秀公司，他有改变世界的情怀。比尔·盖茨进行创新是想发财。两人的动机虽然不同，都是很了不起的创新者。我们不用责备比尔·盖茨境界低，也不一定都要假装是乔布斯，假装高大上。人是很复杂的动物，他们的行为由多重激励驱动。有的人要改变这个世界，有的人要发财，有的人要用他积累的财富做慈善，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进行创新。但是这些激励在国有企业那儿一个都看不到。国有企业的高管创新成功了发不了财，央企老总管理着数以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产，但每年只发给他60万，工资封顶，不能分享创新的收益，没有创新的动力。

所以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必然是民营企业。为了建设中国的创新经济，需要适度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

第三，放松和解除管制。

管制是创新的大敌。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世界级的大市值互联网公司？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过多的干预，所以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自由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创新不需要政府扶持，需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第四，全面减税。

全面减税的意义不仅仅是帮助企业渡过经济下行的难关，更重要的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资源更多地从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政府的手里解放出来，在市场上由企业来配置，这是减税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以上是我提出的四条供给侧措施，政府能接受吗？如果不接受怎么办？我的工作是研究，我的任务就是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不会因政府采纳而喜，也不会因政府搁置而悲，我继续做好我的研究。

转型，关键在于创新

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无力影响宏观政策，那就埋头做好企业的事情吧，特别是要做好创新。一些企业意识到创新的迫切性，但对于创新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似乎落入了某种悖论。

误解一：转型等于转行

学生跟我说“教授，我发现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怎么办呢？”之所以有这个悖论，因为对转型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一些企业家把“转型”错误地理解成“转行”，但转型不等于转行。转型能闯出一条生路，而转行可能真是找死。你转到了一个全新的行业，没有行业经验，没有客户基础，没有团队，不熟悉监管环境，你去挑战行业老大，哪里有什么胜算？

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田忌赛马”，对手出上马的时候你出下马，当对手出中马的时候你出上马，对手出下马的时候你出中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击人之短，而转行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就像使用大刀长矛的僧格林沁马队冲击洋人的新式枪炮一样。应该用你的长处在市场上竞争，不是用你的短处，而转行恰恰是用你的短板跟行业中已建立起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竞争。转型最好是在你熟悉的行业中思考和改变现状，找到生存之路。

误解二：创新需要高科技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彼得·德鲁克写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是1984年出版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依然没有任何过时之感。德鲁克在这本书里提了几个观念，我非常赞同，一个就是创新需要专注，第二个就是创新未必需要高科技，在传统行业中照样可以进行。德鲁克用1980年代美国的数字说明，创新型企业中有3/4来自传统行业，只有1/4来自科技行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离开互联网、大数据，不懂人工智能就不能创新。错了，卖葱的、卖蒜的、开饭馆的、做鞋的、做衣服的，都可以创新。创新有高科技当然好，但并不以高科技为前提条件。德鲁克在这本书里面列举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创新，没有什么高科技，也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比如麦当劳就是一项伟大的创新，从这项创新诞生了一个新的行业，那就是快餐业。麦当劳的创新始于纽约的一个奶昔机供应商，他发现每年都是加州一家汉堡店订购最多的奶昔机。他很好奇，于是就飞到加州去实地考察，发现果然与众不同。传统的汉堡生产方法是一个员工在一个工位上负责所有制作工序，从切面包、切菜片、炸肉饼、抹酱到打包卖给客户都是一个员工来做。这种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痛点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无法保障，不同的人肉饼炸的时间长短不同，味道就不一样，一个店里买到的汉堡味道不一样，更不要说在印度或中国做的汉堡了。第二个痛点是效率低，一个人依次完成所有的工序，制作时间长，客户等待时间长。

加州的这家汉堡店不一样，它把在同一空间点上不同时点完成的工序拆开，分布在不同的空间点上，在同一时点完成，用空间换时间。切面包的专切面包，切生菜和番茄的专门负责切生菜和番茄，炸肉饼的专门做炸肉饼、抹酱的专门抹酱……把汉堡包的单工位制作变成了流水线生产，并使每一道工序都标准化。缩短了制作时间，减少了客户的等候时间，所以这家汉堡店顾客盈门，每年都订购最多的奶昔机。

这个叫克劳克的纽约商人大受启发，马上买下了这家汉堡店，把这种商业式推广到全美国，一家接一家地开店。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就这样创造了一个大市值的公司，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快餐行业。今天我们看到的快餐店肯德基、汉堡王等都是仿效麦当劳。没有高科技，传统行业照样可以创新。

德鲁克提倡在一个行业专注地经营，认为只有长期耕耘和积累，才能发现行业中的痛点是什么，才能够针对这些痛点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最近我看到了一些企业，感到中国的企业还是有希望的，之所以到深圳来心情比较愉快，也是看到了一些企业在积极地思考如何进行创新，从这些企业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些企业的创新有的用了新技术，有的没有用新技术，照样做得不错。比如说有一家火锅店叫海底捞，确实有创新。客户发现海底捞的服务和其他餐饮业的服务不一样，我个人的感受，它的服务恰到好处，并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低声下气。服务业容易产生这两个极端，比如你一进门他点头哈腰说“先生您来了”，弄得你很不舒服。海底捞的服务让你感到很亲切，恰到好处。海底捞最难得的是，全国各地的店服务都一样，服务品质的一致性很高，并不是说深圳的服务好而济南的差，全国都一样。

我没有做具体深入的调查，猜测海底捞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做了创新，保证了服务质量。不仅如此，它还有持续的微创新，积累起来就使它成为一个有别于竞争对手的品牌。吃火锅有一个客户痛点，油烟，有些火锅店就在涮锅上面架了一个抽烟机，但问题是噪音太大，本来几个朋友周末约了到餐馆里去聊聊天，抽烟机一开声音很响，聊天的气氛都没有了，要喊着说话朋友才能听见。

海底捞没有锅上面的吸烟机，而是在涮锅的周边开了槽，油烟一出来就从边槽吸走了，这就是创新。微小的创新可以积少成多，最终客户能够体会到，你这里跟别人不一样。我到外地出差想吃涮锅的时候，首先想到海底捞，然后再考虑其他家。海底捞的创新也没有什么高科技。

在互联网的时代，大家都说你要是不用网络就会死，不一定啊。互联网是强大的销售工具，但是用传统销售方法的手机公司照样可以做得很好。中国去年手机出货量第一名Oppo，第二名Vivo、第三名是华为，接下来才是互联网销售的小米，前三名全都使用传统的销售渠道。我并不排斥互联网，而是说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工具，在商业、市场上用什么工具、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取决于综合成本和综合效益的比较分析。没有必要一窝蜂地去上网，有的时候传统的方法反而比互联网更加有效。

当然要是能用互联网，我建议大家尽量用，只是强调不存在互联网思维，就像不存在蒸汽机思维、电脑思维一样。我和互联网界的朋友们经常交流和争论，我认为互联网服从同样的科学、经济和市场规律，而不可能改写或者颠覆规律。

下面我介绍一个传统行业，运用互联网和数据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为在传统行业工作的朋友们增加一点信心。当然，我并不否认互联网行业、移动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今后会是非常活跃的创新领域，只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在科技行业之外的企业照样可以进行创新。

这是一家传统的服装企业，做定制西服。我们知道定制西服一般要去裁缝店，裁缝师傅先给你量尺寸，根据你的尺寸在布上画出版形，然后用剪刀裁下来，缝制、试样、调整，最后完工交货。传统商业模式的痛点是交货期长，因为要有经验的师傅一件一件手工去做，没有一两个月是做不出来的。第二个痛点是手工制作价格高，面料好一点，两件一套的西服要近一万元。裁缝店做不大，有经验的师傅带几个帮手自己开店，不能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本降不下来。

这家企业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解决了这些痛点问题，其实数据量不算太大，跟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客户进门穿上紧身衣，先进行人体的三维扫描，把肩宽、腰围、臂长等尺寸都输进计算机，不是由裁缝师傅画样打板，而是电脑从数据库里调出和你的身材最接近的板型，再用算法来缩小库里的板形和你的尺寸之差，用计算机设计替代了裁缝师傅的经验。

人的身体是三维立体的，而布料是平面两维的，怎样把立体投射到平面上，再把一块块平面缝起来，制成舒适而又美观的衣服，过去需要有经验的裁缝。现在只要数据库足够大，存了足够多的样板，没有经验的大学生、中专生操作电脑，就可以完成设计打板的工作。这就是创新啊，有一点技术，但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

电脑做好设计后，自动将加工指令送到数控裁床，由系统控制的切割头一片一片地把布裁出来。工人给裁好的每一片布钉上一个IC卡，挂到流水线上，布片开始在车间中游走，这就有点物联网的味道了。每一片布走到什么地方、目前的状态是什么、下一道加工由谁来做，系统里都有数据。

当某片布走到某个工位上时，工人扫描一下布片上的IC卡，屏幕上显示出加工指令，或者是开扣眼、锁边，或者是缝制，屏幕上清清楚楚的。这道工序完成后，工人再扫一下卡，挂回流水线继续往前走。

这家企业把手工操作的定制服装变成了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结果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交货期从至少1个月缩短到7天。谁说传统行业不能创新？

创新需要专注执着的“笨人”，专注于你自己的行业，像华为一样的企业，不炒股、不卖楼、不做金融、不上市，几十年如一日地做通信设备和器件。如果大家觉得华为太高大上了，学不了，学老干妈辣酱可以吗？人家也不炒股、不卖楼、不做金融、不上市，专心干一件事，把这瓶辣酱卖到了全世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悉尼、纽约、巴黎，都可以买到老干妈辣酱，它全球的销售体系一定有独到之处。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在夕阳行业中，没有什么好做的，一定要跨界转移去搞高科技。

有人说，国外的一些知名企业不也在跨界吗？互联网公司谷歌在研发无人驾驶汽车。的确，谷歌是做搜索引擎和网上广告的，造汽车看上去是跨界，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并不是这样。无人驾驶汽车的核心技术不是发动机、齿轮箱等传统的机械制造，而是自动控制，要求强大的图像数据处理能力，而这正是谷歌的长项，它把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延伸到无人驾驶汽车上。谷歌的车通过声光电等各种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把图像、声音等信号输入到中央处理器中去，实时判断周围有几辆车在跑，各个车的方向和速度是多少，预测它们下一秒钟的位置，和我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有车离我太近，电脑发出操控指令，及时改变方向和速度，避免碰撞。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的汽车，而应该看成是功能强大的数据和图像处理器。

我们的一些企业既没有汽车制造的经验，也没有大数据和图像处理的经验，贸然冲进这个领域，纷纷做起了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误读误解了谷歌。其实国外企业比国内的专注多了，苹果就那几款产品，每一款都产生了世界性的冲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现在来作一个小结：人们说未来宏观经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确定性，而是比较确定的L形长尾巴。我们不必对宏观形势过度焦虑，要思考的是在长L形中企业怎么办，要从过去的制造转向研发，从过去的追求市场份额转向思考创新，专注于产品和技术。以中国企业家的能力，以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相信只要我们下决心调整方向，转型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而只要企业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地创新，中国的宏观经济未来就有希望。

现场

互动

Q：许教授，您好！您刚刚提到深圳的房价高，没买的赶紧买，买了的也别高兴得太早，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深圳的房价？像您这样的领军人才都觉得深圳的房价高，深圳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防止高房价吓走人才的问题？

A：房价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我个人认为去年房价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货币超发，二是2014、2015年全国的土地供应连续负增长，给供给端造成了压力，而货币的超发又提高了需求，供给和需求两边作用的结果就是全国大中城市的房价暴涨。

因此，缓解房价的上升也需要从这两点出发，一是收缩货币，二是增加土地供应。这比行政性的打压更有效。用行政命令限制价格、限制贷款、限制购买，不是市场经济的做法，而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用计划经济的这一套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这真是南辕北辙。

毫无疑问，高房价对深圳这个创新城市吸引和留住人才是一个不利因素。增加土地供应，深圳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土地就这么多了。还是要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上收缩和控制货币，不要以货币超发助推房价上涨。

Q：许教授，您怎么看待当前我们国家对生物科技、基因科技的技术创新？

A：在基因工程、生命科学方面，我完全是外行，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评论。一般而言，创新、科技的发展还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美国硅谷的出现，主要是基于电子、电脑软硬件、互联网带动下的创新浪潮，实际上硅谷的生命科学、基因工程方面的创新也很活跃。加州的圣地亚哥、麻省是另外两个生物技术的创新中心，集中于药物的研发、卫生和医疗等方面。美国没有采取什么扶持政策，这些创新也都是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自发成长起来的。

Q：许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提个问题，美国的国防工业发明了登月，这个技术成熟了后他们把它转让给私人企业，后来私人企业让地球飞行业务发展起来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A：NASA是美国联邦政府下面的机构，做了不少研究和航天工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我们需要把NASA和创新分开，根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定义，“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而“发明”是技术的突破。互联网是美国军方发明的，在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互联网使用的禁令之后，千百个美国企业作为主体推动了互联网的创新。互联网的创新跟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要区分“发明”和“创新”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大致为政府和市场做个定位。在提高一个国家综合科技水平方面，在基础性研究和发明上，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对于创新也就是技术的商业应用，毫无疑问主体一定是企业和个人。或者说不能产生商业效益的技术发明和基础研究，政府应发挥作用，NASA就属于这个范畴，而能够产生商业效益的创新，则应交给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及个人。

Q：许教授，您好！我是南方周末的记者。您在演讲中谈到自由竞争的秩序本身是一个市场秩序，这个市场秩序下面有一个基本制度，包括社会制度或者是法律制度。欧美国家拥有成熟的社会基础，因而产生了非常活跃的自由经济，但是在一个法制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不健全的社会中，自由经济就可能会扭曲。现在，我们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很多要素的双轨制，这种情况下，对自由竞争的强调已经导致出现了很多权贵经济打着自由竞争的名义掠夺资源的情况。请问该怎么来区分这个边界？

A：权贵经济的板子不能打在自由市场身上，这个板子应该打在“权”身上而不是“贵”身上，因为“权贵”都是因“权”而“贵”，“权”是主导方，根子在于权力的过度集中。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认为权贵经济的出现是自由市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我认为他们开错了药，他们指责自由市场，而不去限制自由权力。权贵经济是过于集中且没有制约和平衡的政府权力造成的结果。如果政府权力分散，并受到法律的制约，受到民众的监督，就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权贵经济。

Q：我来自深圳的一个科技企业。我想请问一下，许教授，根据您对深圳发展经验的观察，您怎么看雄安新区未来在技术方面的前景？

A：关于雄安新区，除了官方的报道，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无法做出评论。

Q：我是中欧商学院的校友，曾经听过您的课，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听您的讲座。几年以前您在课上曾经用一张图很形象地描述了美国、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危机后期所处的不同位置，现在已经过了几年，能不能请您再用一张图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有哪些问题，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谢谢！

A：美国是在金融危机后第一个走出衰退的国家，原因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最先修复了资产负债表。那时我的图中美国开始向上，欧洲在谷底，中国正从高位向谷底滑落。现在，美国、中国、欧洲，这三个球几乎是等距离往前移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已到顶点，欧洲刚刚从谷底爬出来，开始上行但速度很慢，而中国还没有下到谷底。

Q：我们是一个小公司，产值就几千万。我想问一个问题，作为小公司，品牌比较小，公司的实力也不是那么大，如何保护自己的创新这一块？比如说我现在就有一些专利，因为申请国家专利的流程比较久，这期间如果我们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的话，很快就会被同行模仿，可能不需要3个月就可以出来产品。但是如果不投放捂在这里也很难办。

A：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到位的，很多企业都碰到这个问题，个人和单个企业又很难改变这个现状，与其纠结或者幻想或者幻想产权保护将很快得到改善，不如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方说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让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像苹果手机，你把它拆开了里面全是芯片，把芯片砸开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设计和怎么生产的，没法山寨。

其实有些产品没有专利保护也很难模仿，举一个例子，中欧有个校友，买了德国的专利技术来做机器，在中国生产装配后再返销到欧洲去。结果欧洲的客户收到机器后马上对这个德国公司说，你们的产品质量怎么下降了？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完全是德国的技术、德国的图纸，一丝不差地做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装配线上的工人。同样的零件德国工人和中国工人组装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榔头敲得重一点、轻一点，螺丝拧得松一点、紧一点，用户是有感觉的。结果这家企业又把装配线从中国搬回德国，由德国工人总装，中国这边只生产零件。不仅技术，加工工艺也可以构成进入壁垒。

Q：创新应该包括很多的方面，比如制度的创新、经济的创新、文化的创新，我的问题是哪个方面的创新是最为根本和最迫切的？

A：很难说哪个最为根本、哪个最为迫切，学者一般都喜欢说制度是最为根本的，其实不一定。比如说同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为什么美国的创新就比日本好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美国是个人主义，而日本是集体主义的文化。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提倡独立思考，举例来说，孩子在学校上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他眼中没有权威，可以挑战老师，而且被鼓励去战老师。我在美国教过书，学生经常把我问得在讲台上下不来。日本跟中国一样，要求尊师爱教，不鼓励学生去挑战老师。在中国当教师是很幸福的，走到哪里学生都尊敬和照顾你，但在中国当学生未必就那么幸福，因为他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发展各自的潜能。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长期教育，使学生养成了服从和崇拜权威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无时无刻不阻碍创新。

创新能力是综合因素决定的，很难说哪个方面更为根本。犹太人是出色创新民族，按照人均计算，以色列的诺贝尔获奖者、创业公司的数量、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虽然在绝对数量上美国领先，但它有3亿人，而以色列只有1200万人，其中还有600万阿拉伯，进行创新的只是那600万犹太人。

有一本书叫做《创新的国度》，分析了为什么犹太人创新精神那么强，我觉得写得还不错，但是还不到位。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几千年以来都是被歧视和受迫害的，比如不允许他们拥有不动产（房子、土地），在农业社会没有土地和房子怎么谋生？犹太人只好去做生意。做生意还有限制，一些欧洲国家不允许犹太人卖新产品，只能卖旧货。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造就了他们极其敏锐的商业嗅觉；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培育了他们超强的创新能力。你说是制度重要，还是文化重要？好像都不是，创新能力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