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转型发展，引领巴黎协定与2030进程

2017年9月7日上午，著名环境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发表“转型发展，引领巴黎协定与2030进程”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者本人审定。

纲要：

一、世界发展格局与困境

我们现在考虑可持续发展，不是考虑当前的一些污染问题，而是考虑一种长远的、全球格局下的问题。

二、巴黎协定目标与国际治理架构

“巴黎协定”就是这样一种范式的转型，是我们在能源治理上要做的的创新和突破。

三、全球转型发展的2030议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和转型，其中的5P呈现了五位一体的思路，从根本上是一种很大的促进。

四、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

如果要构建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架，就要从根本上找到一些理论基础。

五、绿色低碳环保攻坚

中共十八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让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

六、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中国为什么要转型发展？为了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现在中国已经能够占据这样的道义制高点引领发展。

七、能源革命：治霾釜底抽薪

要长远地看转型发展，现实的问题还是转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著名环境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潘家华

转型发展，引领巴黎协定与2030进程

潘家华

一、世界发展格局与困境

我今天想跟大家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上，来看看中国怎样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中，来定位我们自己，来考虑我们的发展。这样的分析研判是二十多年来在国际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的谈判、分析、研究、交流中，我们提出的一种新的世界格局。

原来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解体以后有了新的划分——发达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现在的格局来看，我们定位为南北两个阵营，有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三个大的板块，具体又分为五类经济体。我们一看这个格局（图一），就可以知道将来的发展方向所在，市场所在，资源环境需求所在。

图一：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格局

具体看看这五类经济体：

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他们有很大的物理拓展空间，国土面积大，人口增长快，基础设施投入和经济增长空间非常大，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第二类是以欧盟与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他们的人口稳中有降，日本现在每年人口净减少大概40万，欧洲人口下降趋势也特别明显。默克尔吸纳难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劳动力的短缺。欧洲、日本没有任何再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没有地方再修高速公路和铁路及进行房屋建筑，所以是一个饱和的经济体。

第三类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我们经过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资源、环境和发展空间也是接近饱和状态，或者是准饱和状态。比如东南沿海地区，还有多少空间再去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但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再进一步提升质量。我们的人口也是接近于饱和状态，接近于峰值。

第四类是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特点是人口快速增长，工业化在起步阶段，城市化的进程相当滞后，所以潜力非常大，人员、资源的需求非常多，对世界环境的压力也非常巨大。

第五类是欠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应该还没有起步，人口增长非常快，需求比较大，购买能力比较差。

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全球能源资源环境需求是什么样的格局呢？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在2016年做的一个预测（图二）：

图二：世界人口格局，2015（73.5亿）-2100（111.2亿）

按照1.6-1.8的生育率，中国到本世纪末是10亿人口，如果按照真实的生育率1.048，到本世纪末将会是不到6亿人口。而印度在2050年前后将会达到峰值，超过17亿。印度发展的速度在有些时段比中国还高，因为他现在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而中国的人口红利渐渐式微。再来看美国，现在的人口是3.2亿，到本世纪末将达到4.5亿。尽管增长力比较有限，但美国一个人的消费水平是非洲20个人的水平，是中国的5倍。通过观察这样的格局，我们就可以知道将来世界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在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冲击和压力在什么地方。

当然需求只是一个潜力，能不能转化成现实，还要看他的经济发展（图三）。

图三：部分主要经济体占比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按照汇率统计的世界经济占比，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的比重接近40%，欧盟占比也将近1/3。但是由于我们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中国现在的占比已经接近15%了，这是按照汇率进行的统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我们的数字跟美国大致持平。有舆论说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了，实际上路还是很漫长。

通过这样一些数据就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全球的格局中来考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对这个问题不关注呢？我们通过能源消费格局进一步分析（图四）。

图四：部分国家一次能源消费趋（mtoe），1971-2014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

很显然，发达国家已经是一个饱和经济体，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饱和状态，随着技术的进步，需求应该会不断地会下降。比如德国，他的能源消费在1980年代就达到峰值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发达国家这么支持巴黎协定，因为他们对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空间已经饱和，可以大幅下降。再看中国，这几年能源消费也应该是接近峰值了。那么将来增长需求在哪？很显然是在印度、非洲、东南亚这样一些国家。

世界未来的发展显然应该有一个新的格局，这样的格局不允许我们按照工业文明的老路走下去。我们从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产生大量的资源消耗，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图五）。

图五：年度温室气体指数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我们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工业革命1750年前后大概280个PPM，现在已经超过400了。从全球气温变化来看，2015年是自1880年有气象观测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年，比1961-1990年高出0.76℃，比1850-1990年高出约1℃。全球温度的升高对中国这种地形、地貌的国家，实际上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可持续发展，不是考虑当前的一些污染问题，而是考虑一种长远的、全球格局下的问题。为什么巴黎协定的谈判签署这么困难，困难就在于我们的排放格局摆在这儿：从历史上看就是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占的比重大，中国在1970年的时候人均排放量只有世界人均排放量的1/4，1990年占比1/2，现在“赶英超美”，美国及欧盟28国加在一起都没有我们中国排放得多。

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格局，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国际气候治理，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怎样来应对？这不光是对我们整个国家，也是对我们每个地区提出的问题。

通过以上五类经济体的格局，我们看自己的定位应该是比较清楚了。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工业文明，没有工业文明这样的老路，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长足、快速、富有成效的发展。但是显然这样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办法生存。新疆、西北的发展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水。二是能源问题。所有的环境污染都是能源燃烧造成的，但是现代生活如果没有能源，都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这两个问题要是能够解决的话，就不存在现在环境发展的挑战了。

二、巴黎协定目标与国际治理架构

关于环保体制改革，我写过一篇文章，把几个关键词进行了比较：

一是“变化”。奥巴马总统一上台就讲变化，但变化是双重性的，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可以变快也可以变慢，所以变化本身不具有导向性。二是“改革”。“改革”这个词的英文（reformation）就有再造、循环的意思，所以也不会跳出历史的怪圈。三是“转轨”。苏联解体后，西方发达国家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叫“转轨”。现在我们转过来了，转过来以后情况怎么样？并不乐观。

我们现在说的是“转型”，是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经济学上有种说法叫“范式的转型”。“巴黎协定”就是这样一种转型，这个转型是一种什么样的构架呢？这是我们在能源治理上的一个创新和突破：

第一，设定的目标非常明确。“巴黎协定”的长远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在本世纪的中叶后，要实现零排放。中期目标是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峰值。近期目标，就是各个国家自己说减多少，所以欧盟、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都表态了各自的自主贡献。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30年达到峰值。现在川普撕毁气候治理承诺、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就不做了？实际上，美国有没有退出对《巴黎协定》没有影响。《巴黎协定》的历史性创新，就在于缔约国的自主贡献，而不是一种强制约束，但要定期进行盘查，了解成效如何。

《京都议定书》为什么无疾而终呢？就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最后美国退出，日本也退出。但实际上，美国即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该做的还得做。由于美国的能源结构调整，能效水平提高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现在美国每年的人均碳排放量是16吨，相对2005年前后的26.5吨已经减了不少了。这是一种趋势、一种潮流，不在于他退或不退。

《巴黎协定》生效的条件相对容易满足，要求批准协定的缔约方不少于 55 个，且这些缔约方的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的占比不低于 55%，现在已经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缔约了。《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就难在缔约国的排放量要达到世界碳排放总量的55%，1997年谈判的时候，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35.1%，俄罗斯占15.7%，如果这两个国家一联手，《京都议定书》就不可能批复。而《巴黎协定》55% 的排放占比，不会因一个或两个国家从中作梗而却步。2013年化石能源燃烧排放，中国占比为27.9%，美国15.9%，欧盟28国10.4%，而俄罗斯则只占4.8%，印度5.8%。只有中美欧联手，才可能扼杀巴黎协定，显然这一可能不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会有影响。

《巴黎协定》也有个问题，就是后续推进比较难。各缔约方每5年需要提交自主贡献，而且下一期的贡献要比本期的贡献有“进步”，体现最大可能的雄心。对全球贡献进行总盘点，第一次在2023年，此后每5年一次，盘点的结果反馈会给各缔约方，供各国更新和提升贡献力度和水平，因此各国的贡献必须是“只进不退”。

中国现在的经济还处于中高速增长的阶段，化石能源消费也呈现增长态势，化石能源消费增长就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根据测算，中国到2030年，能源价格可能比现在还贵。如果按照《巴黎协定》，2030年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不超过3吨，2050年不超过2吨，我们的减排压力非常大。这也是工信部部长对《巴黎协定》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减排要求，我们显然是做不到的。

不管是否能够做到，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这就在于市场预期就是我们未来的导向。应该说煤炭是没有出路的，石油也是不能长期依赖的。这是为什么气候变化谈判时，中东的石油国家说要寻求补偿。

三、全球转型发展的2030议程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称“2030议程”），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和转型，其中有5个P，呈现了五位一体的思路，这从根本上是一种很大的促进。

一是“People（人）”，要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发展出发点、目标点必须是人。

二是“Planet（星球）”，这里讲的是整个地球、整个星球生命力、生存力和可持续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地球村，任何一个地方的水污染、雾霾，都影响全地球、影响全人类，影响我们未来的环境，所以这个层次更高。

三是“Prosperity（繁荣）”，是说必须要有经济发展，否则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都没有保障。

四是“Peace（和平）”，这个词非常重要，没有社会的和谐就没有地球的和平，所有的都是空话。

五是“Partnership（伙伴）”，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共赢，而不是像川普、奥巴马一样讲国家利益美国优先。

图六：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的17个目标领域

2030议程中最后达成的17个大的目标领域（见上图）中，人的发展占7个，包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卫生健康、教育、性别平等、能源等。特别需要提的是，在以前我们都把水污染、水质、水的供应量当做环境，但在2030议程中，水污染的控制、水质的保障、水量的供给被认为是人类发展需求的一部分。所以它是我们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特别是第7个，原来我们讲能源没有多少的关系，但是现在认为能源消费是人类生活品质的保障，没有能源消费的稳定供给、没有能源消费的增长，我们所有的现代生活都无从谈起。

所以一般认为是属于环境问题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在这儿都不属于环境问题。现在讲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世界性、长远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环境问题有三个：一是现在的饱和气候，就是温室气体的减排。二是海洋的安全，涉及到海洋生物的保护、海洋环境的质量。这是我们人所共有的，必须共享的。三是生物多样性。这次“金砖峰会”上，习近平向世界宣布，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会议将在中国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主办国。

正是为了人类和环境，我们必须要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须要考虑经济增长。2030议程中的第8个目标领域就是经济增长。

第9个是基础设施，这是非洲特别强调的领域。他们到中国来看，看到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后很震撼，他们说必须在2030议程中把基础设施作为一个目标。

第10是收入分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有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讲的就是收入分配、马太效应，富人越富，穷人越穷。2030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要考虑收入分配公正公平的问题，经济发展必须要为全社会所分享、所共享。

还有，一定要有安全、和谐的环境。现在通过贸易、合作、投资、建设，能够使合作共赢成为可能。5P的理念，人本、环境、繁荣、和谐、合作共赢，是一条新的理念，是我们思维和发展转型的理念。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教授（Jeffrey D. Sachs），做了一个关于157个国家对17个目标领域、169个具体目标的实施情况的综合评估，并做了打分、排名。其中，德国以及北欧一些小国家得分在80分以上，美国72.4分，排名42；中国67.1分，排名第71位；印度得分58.1，排名116；这一评估下来，大家看到中国也是属于在中等的水平。我们中国第一个指标，消除贫困基本上得了满分，比美国、德国得分还要高。尽管如此，我们在经济、城市、健康、教育方面的差距，使我们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处在世界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

四、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

我们说《巴黎协定》也好，2030议程也好，都有一个转型的问题。现在习近平也强调，一定要有中国的转型，中国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思想体系。现在西方国家也承认，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等等，非常明确地讲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要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把劳动价值论作为支撑。但习近平自然价值的理论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把这个观念在我们社科院经济学讨论会上说出来以后，有同志说你这样讲还是要慎重，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还不能改。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必须认同自然的价值，亚当·斯密也是认同自然价值的，自然本来不参与分配，但自然也可以参与分配。比如塔里木的河水，我们本来可以用来灌溉，但如果我们让20%河水回归自然，这样，自然参与了分配。现在保护大熊猫也是属于利用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来保护自然，这也是自然参与分配的例子。这跟劳动分配理论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态文明，凝结东方哲学智慧，体现东方文明特点，具有普世意义。尽管我们不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但是它的普世意义是存在的。

中东的卡塔尔，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他们的高楼大厦比纽约的高楼大厦还要高楼大厦，但是他们怎么都学不来纽约的中央公园，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自然生产力。所以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前，李嘉诚说空气、水是无价的，因为他没有需求。现在水是稀缺的，清洁的空气也是稀缺的。所以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每一个人的福祉。

金融学理论不承认发展和生态的两条底线，认为只要有投入就可以不断地生长。但实际上我们是有边界的，西方经济学家不讲边界。现在西方国家讲水、能源、粮食相互之间是关联的，但我们认为2030议程是一个系统，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整个系统的功能都会受到损失。以前人类都是一种零和博弈，从你那儿取来你多得，我少得。但是现在强调合作共赢，这跟西方经济学有很大的反差，所以应该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需要改造、需要重组。

我在一本书里对我们的发展做了一些分析，我认为影响发展增长的几个因子中，一是将自然资产转换成货币资产。比如本来土地就是自然资产的土地，一转换就有几十个亿流出来了，土地还是这个土地，但是货币资产增值多少？这是自然资产的转换。二是消费水平的提高。原来是解决温饱，现在消费水平提高了，消费量增加了，经济肯定会增长。三是固定资产存量。这些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只要有投资就会有增长，比如修高速公路，修高铁、地铁，这些固定资产肯定是属于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因子之一。当然还有技术创新，这在深圳很有特点。

这样的增长因子，有些是有天花板效应的，比如自然资源的转换。所有的土地都开发完了，怎么转换？森林都砍伐了转换成货币资产了，就没有森林再可以砍伐了，这就是天花板。人均消费也有天花板，为什么现在欧洲、美国的市场接近饱和，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生产了21亿部手机，出口了14亿，我们消费6亿，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要生产30亿部手机？消费有一个饱和，就好比我们说吃饱了就是吃饱；难道你吃饱了还想多吃一点？没有这个必要吧。

现在经济增长从中高速换到中低速，如果我们可以有5%的增速应该就很好了，如果到8%、9%的话，一是不可能，二是对我们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未必是好事。我们的钢铁年产量是11亿吨，最高是在2013年达到8.3亿吨，这几年有所下降，它也有一个天花板在那儿，唯一的一个就是基础效率，这个基础效率也并不是我们想增长多快就增长快的，有人做过关于基础能源效率的统计，工业革命至今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每年平均是1.5%，日本、欧洲这样的饱和经济体，每年的经济增长就在1—2.5%之间，美国可以到3%，美国还有很大的地方可以投资。高速公路稳步在增长，所以美国可以高速增长，但是欧洲高不出来。

如果这样看待经济增长的话，质量比数据更重要，对环境来讲也是更重要。我们看到几乎每家都有空调，没有必要每年都更新一次。还有住房，根据不同收入国家居住水平的划分标准：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中低收入国家该数字应为17.6平方米；中等收入国家为20.1平方米；中高收入国家为29.3平方米；高收入国家则为46.6平方米。如果按照现在的商品房存量，我国的人均住房储量面积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存量够了之后就是分配的问题了。

从哲学的起源上讲，幸福是人的主要追求，英国的哲学家讲我们人类的幸福要由工业文明来度量，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寻求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的功利性导向，至于其它环境的、未来的、世界的跟他没关系。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特别强调自然要参与分配，因为自然是有价值的，也需要保值增值。但在工业文明社会，西方经济学体系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生产关系和所有者的关系，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欧洲、美国讲生态文明，他们听不懂，因为新华社、人民日报翻译的时候，把“生态文明”翻译成了“生态进步”。我把这个一比较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我们讲转型的范式转换，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式。

我们现在的生态体系，相对于工业文明这样的一套发展态势，应该是非常鲜明的。如果要构建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架，就要从根本上找到一些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样的分析、这样的演化，应该说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五、绿色低碳环保攻坚

关于国内的环境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做得还是比较多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无非就是三个大的内容：第一是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第二是污染控制，怎么样实现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第三就是生态保护，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手段也有，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等，也都不难。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关键是我们的理念问题。

中共十八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让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关键就是要融入，像过去环保风暴很多，但是不管用，一阵风过去以后就无声无息了，甚至有些地方连风都刮不到。现在一督查，追责，效果立显。

应该说我们现在在技术的层面所做的工作也是有效的，中国现在可再生能源、零碳能源在世界上是发展最好的，也是最快的，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快。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积极推动落实《巴黎协定》，引领各国共同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引领并不是中国在那里指手划脚，而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参加气候变化谈判的时候，中国其实做得比发达国家更好，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大家对中国的不满似乎挥之不去。根据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02年，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几乎都在中国，到2014年基本上都在印度了，中国的城市进不了污染前二十名了。

从开始监测pm2.5以来，所有的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都有较大幅度地下降，最明显的就是珠三角，当然珠三角现在的污染主要是臭氧超标，那是二次转换的污染物，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治理的话不存在很难的问题，关键在于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当年我们控制二氧化硫和水里面的化学性，现在多了二氧化氮、pm10等等。大家看现在已经不是一次污染物了，我们现在排放这样的一些常规的污染空间，浓度不高，但是经过光的作用产生化学反应后会形成一些新的污染物。当然这些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主观上的问题。

图7：2016年12月16日下午三点，京华时报摄影：在北京中国尊拍摄雾霾。雾霾与蓝天分界线明显。

大家一般把雾霾看作天气的问题，但雾霾其实跟天气无关，上图是京华时报在北京拍的照片，上面是蓝天，下面是雾霾，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这才是根源所在。

六、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这两天《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签订，五国重申致力于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强调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战略重要性，致力于加强金砖国家的能源合作，继续推动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加强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等有关原则，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现在中国已经能够占据这样的道义制高点引领发展。

中国为什么要转型发展？为了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农村累积脱贫5564万人，平均每年脱贫139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7%。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脱贫攻坚目标。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到2020年，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将标志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系解决，我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七、能源革命：治霾釜底抽薪

假如我们现在的汽车不用化石燃料，全部是纯电动汽车，还有什么排放的？用太阳能来供应我们生活的热水，我装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不用电的时候能烧到98度。我们经济要转型发展，如果我们还是一种老的思路，大量用燃煤、燃油，那肯定没有未来。2030这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有时候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本身完全可以自己发电，还可以向电网供电。像太阳能热水器的高效，所有游泳池和高校的热水都可以用太阳能，因为基本没有什么污染物的排放。

今年以来很多发达国家非常明确地讲，要在2040年前，禁止生产使用所有新的燃油汽车。如果我们现在还投资一个大的燃油汽车厂的话，将来还有市场吗？如果我们全部使用纯电动汽车的话，汽车尾气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能源革命在我们的转型发展和环境污染的控制方面起釜底抽薪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工业，大概只占1/4，因为正在去工业化；二是住房、电力，大概占了40%；三是交通，占30%左右。如果我们住房热水用太阳能，还有什么雾霾？欧洲有几个城市现在全部是用可再生能源，都没有化学的污染，所以他们总是蓝天白云。所以我们要长远地看转型发展，应该说都不应该是一个长远的问题。现实的问题还是转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场

互动

Q：潘所长您好，我是中国新闻时报的记者，您演讲当中提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现在国家也在推行城镇化。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应当怎么去避免粗放式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又带来一个农村的土地改革问题，您怎么来看待农村土地改革？

A：关于农村土地的改革，我觉得是势在必行。我跟陈锡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的观点不一样，他认为农民的保障在土地，千百年都在土地。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真正的保障在社会。如果我们能够确保他们跟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有收入保障的话，土地跟他们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让他们依赖土地，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土地资源就是浪费。陈锡文说让土地作为农民的最后保障，这个思路与现在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现在的改革让出农村的一些土地用于建设用地，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样的改革好在哪？好在使我们现在的生产要素能够进入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在民国以前，当时社会是对流的，有告老还乡、有衣锦还乡、有解甲归田，可以把资金、技术、人才带回农村，带活一方水土。现在却回不去了，现在我想回到我老家回得去吗？我在北京有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现在值1千多万，如果我告老还乡，按照原来的规律至少可以办学、修路。现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把类似这样的资产盘活，优化资源配置，而且也可以使地区的发展更加均衡。环境保护应该说也会得到一种整体的提升，因为现在农村还没有关注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与城市里的高端人才、技术、资本对接的话，我们社会的发展会有新的动力，有新的增长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政策是应该值得赞赏，效果是值得期待的。

Q：有人提出过美国的经济发展消耗了8个地球的资源这样的说法。中国正在大踏步向美国追赶，我们有两个百年的目标，这会不会造成资源的困境和灾难？

A：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转型，要换成另外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如果按照美国这样的老路，我们都用大排量的汽车，住大房子，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

如果说现在人们追求是是品质、健康、环境友好的话，我们放弃大排量汽车用电动车就够了，更健康的有自行车。我们换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住房并不一定要三套五套，并不一定要那么大的面积。现在在美国、欧洲有很多素食主义者。按照我们的生态规律，草吸收的营养和能量被食草动物吸收后，只有10%转换成肉。因为人是杂食动物，吃草又吃肉，如果我们多吃一些素食少吃肉，高脂肪、高血压更少了，环境也就会更友好了。

关键是要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看深圳街头、美国街头，你在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绝对看不到这么多大排量的汽车，在日本也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观念必须要改变，部长级的必须是多大排量，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有这个能力，也要排量就大一点，排量都变成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我们把环境友好的健康型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那开着大排量汽车就会让别人嗤之以鼻了。如果我们的太阳能热水器、光伏发电广泛应用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8个地球，5个地球足够了。我们的光伏热能转换原来只有10%的效果，现在高达到26%，完全是取之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这样的话我们哪需要那么多地球呢？不需要。

Q：我们知道深圳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深圳同样遇到了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尤其是有“四个难以为继”（原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提出来的），环境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你看我们楼下旁边的深圳河同样治理了三十多年，但是现在的效果还不太理想。怎么样处理经济的发展和环境友好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潘教授做了很多的研究。能不能在这方面对深圳未来的生态建设提一些建议？

A：深圳在全国是属于引领地位的，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标杆，是一个示范，所以我们到深圳是来学习的。

首先从我们城市的空间布局上看，它是一种单中心，是一种资源的垄断和集中。像北京，全国最好的100所高校北京占了21所，国家卫计委直属的三家医院全部在东单不到一个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以说交通拥堵造成的环境污染完全是人为的，资源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提出过要“新三线建设”，把一些城市优质的资源，像当年毛主席的“三线建设”那样均衡均质配置，使得我们中西部整体得到发展。我们深圳市实际上也有这样的问题，资源都集中在中心区，如果是多中心的话，那我们的环境负荷就小很多，我们与自然的和谐度就会提高。

第二个方面，深圳作为一个发达城市，在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方面，跟北京上海比较起来还是有些差距的。人口、经济、物流高度集中，必须要有轨道交通，因为轨道交通运量大、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污染少，城市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交通问题。

第三个方面，深圳现在排放很高，关键在于深圳所处是一种湿热的气候环境，空调都要使用大半年，比北京供暖的时间还要长。

至于说的污水治理，我们在宇宙飞船上面水全部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主要在于我们成本的问题，还有排放的问题。在技术层面，我们现在河水的治理，如果是有湿地进行自然净化，那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现在深圳空间上天然湿地不是特别大，在浙江很多像家庭有一些小的湿地和小的环境净化设施，水的排放标准可以达到比我们现在污水处理厂的标准还高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污染问题更多的是规划和理念上的问题。我们讲环境问题，一定要跳出环境本身来讲环境，如果你就环境本身讲环境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因为总会有新的问题、新的障碍。

【主持人：张思平】我非常赞成潘教授讲的几个观点，一是在城市的规划布局上我们要实现特区内外一体化，组团式发展，降低我们城市中心的密集度；二是发展公共交通，以轨道为主的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三是发展绿色建筑，利用自然减少能源的消耗；四是改革，提高我们的治理污水的效率和水平。我们的污水治理不缺钱，也没有技术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些钱用好，把我们的环境治好。

Q：我来自一个民间机构，我想知道像类似于创新发展研究院这样的民间机构，他们在未来中国或者是全球的环境治理上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者说哪个角度是我们民间机构最容易参与的？

A：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现在讲从严治党，在加强法治，我们应该提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如果讲社会治理的话，那就应该是一种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互为补充，形成合力的机制。我们现在在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法规上面，应该说也是在不断地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进，现在一些社会智库、社会力量，作为我们社会治理一个相对独立，又具有草根属性，最了解社会、最了解实际，应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间，这一支力量还是会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壮大，声音会越来越强。

第二点，社会智库也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不仅仅服务于某一个特定的客户，我们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关于《巴黎协定》这些议题，国际上的知名智库基本上都是站在一种利益中性的视角，站在全球的视角来谈。对于政府、于企业、社会来说，社会智库应该是不带有利益导向的，是利益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创新院这些年来，它是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前瞻性的，有社会担当性的。

第三点，我们这样一个智库，现在还都是着眼于国内的需要。我们还是要有全球视野，站在未来的层面，探讨一些问题。我们说科学家很重要、工程师很重要，有的时候社会科学家、战略家也很重要。比如修一座桥必须要有工程师来设计，这是工程质量的保障，但是这座桥修在哪对社会的效益最好，这是需要战略家，需要社会规划师来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在视野层次方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提升。

“智库报告厅”是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的高端、前沿、开放、公益性论坛，定期邀请各个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在改革创新领域有丰富经验的相关部门人士开讲，并与深圳市各界有识之士交流。

此前，“智库报告厅”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其仁，以及著名学者许纪霖、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等发表演讲，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