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建言 总第2期：大数据

编者按：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结合，正在迅疾并将日益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善用“互联网+”的新思维，创新治理手段，提升政府决策效率与管理水平。“深圳改革30人论坛”成员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现摘要刊出，供参阅。文内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期要目

建议成立深圳大数据局，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

善用PPP与APP，实现城市治理方式的新突破

用大数据思维跟踪权责清单运行数据，找出改革热点与难点

建议成立深圳大数据局

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

苟 骅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现代化治理手段

互联网看起来是一项技术，但是它和我们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互联网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基础设施，目前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基础平台，导致很多改革决策是走样的、变形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从互联网大数据应用层面论述一下有关思考。

大数据是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基础上形成的公共资源。我们经常讲移动化、社会化分享，以及云计算平台，最后给地球带来了那么多的变化，包括直接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大数据。究竟什么样的数据才算大？学术上指一个“T”的容量。2008年的时候，全球都在关注奥巴马为什么能够上台？他主要通过互联网方式也就是社交媒体筹资、竞选,最终成功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其中也有大数据的功劳。所以奥巴马上台后，他核心的互联网战略不只是成立了网络司令部，还推进了美国的大数据国家战略成形，目前它的整个架构和顶层设计也非常成熟，成为美国国家治理最核心的手段。因为他认为大数据是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石油和金矿。

大数据改变中国没有数据化管理的传统

这些年我们在研究，怎么往大数据方向转型？我们发现现在的数据收集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匮乏，很多决策的依据还是主要依靠统计上报的业务数据。按照大数据三大来源，在我国比较匮乏的还有我们的民意数据，尤其在公共决策领域没有专业民调数据。此外，未来更重要的大数据是环境数据。今天为什么很多公共决策和改革会走样和变形？记得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就论述过中国长期以来没有数目化管理传统的劣势。以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一季度GDP数据为例，全国各省加起来又比中央多了几千亿。这样一种模糊判断的基础，导致我们很多讨论和决策是建立在主观臆断之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最大突破不是六十条具体改革措施，而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治理”，“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化，它的基础在于数据多样性，如果不依托大数据，我们实际上没办法完成未来治理的现代化。

基于顶层设计的大数据战略

汪洋同志主政广东时非常重视大数据，他有一个讲话很深刻也非常令人受启发，大意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公共决策都是基于一种不准确的数据，如果现在引入大数据工具，就可以解决决策不受或者少受到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影响，因为数据是中立客观的。

怎样来推动大数据战略呢？从美国实践来看，必须注重顶层设计，由联邦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共舆情应对一般是宣传部门负责，但有一个很优质的数据就是110数据，这些数据能不能实现共享？很多所谓保密都是部门利益扯的虎皮。但共享必须得先进行顶层设计，如果只是让统计局一个部门推大数据，肯定推不起来，也不可能成行。现在广东省成立的大数据局放在信息委员会，放在这个层面肯定也很难推动。佛山南海准备完全独立于各部门成立大数据局，他们也认识到需要比“信息委员会”更高层级的部门来做这样的顶层设计。南海区在这一块做得很好，当然，南海有信息化的传统，90年代就开始干，一直干了将近30年，他们在全国信息化方面走在前面。

相信深圳各单位对大数据的整合及共享的需求都很迫切，相当部分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或统一信息平台，对于单位内部的整合已初见成效，但部门之间由于缺乏权威的统一协调实体，以及各部门的规范差异，导致共享非常困难，主要体现在时效性、协同性、准确性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大数据发展的统筹规划，组建高层级的大数据管理局。

大数据的应用前景

大数据的最终落实还要靠专门的法规来保障，尤其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应用是我们目前做决策习惯于“用已知推知未知”，大数据理念强调实时预测，用未知的大数据推测未知的情况，核心是围绕人来做的。

大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和决策更重要，也更有推动的动机。比如支付宝数据为什么要内置在淘宝和天猫购物平台？又比如百度的大数据究竟可以预测到什么样的情况？以深圳为例它可以预测到三个月之后什么样的车最好卖。因为每个人买车之前都会通过百度搜索。

建议成立全市层面的深圳大数据局

所以我们建议：成立全市层面的深圳大数据局，统筹全市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信息采集、整理、共享和应用，消除信息孤岛，开展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服务；同时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除法律法规明确不宜公布的公共信息，一律及时向社会公开。

作者系南都报系副总裁

善用PPP与APP

实现治理方式上的新突破

徐友军

可将PPP的适用范围拓展到公权力领域

PPP，翻译成公私合作或公私合伙。上世纪末在西方很流行，主要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目前已从公路、桥梁拓展到学校、医院建设，很多公益项目都在用PPP模式。我们认为有必要将PPP的适用范围再拓展到公权力领域。比如，法院与律师协会签定PPP协议，将一些案件交给律师协会办理，最终表现出来的还是法院的判决书。除了判案以外，审批也可以，公共服务领域就更加可以考虑了。

建立一个APP虚拟市场监管委

和PPP相关的是APP，它是一种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去年深圳APP软件著作权登记量达4618件，同比增长246.44%，其火爆程度令人咋舌。我们可以设计一个APP虚拟市场监管委，这不是天方夜谭。通过APP软件平台与当事人随时随地发生交互沟通，这在治理方式上将会是一个突破。互联网+审批、互联网+监管、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决策，大致勾勒出互联网政府的轮廓，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就可实现效率倍增，就可实现内部的革命。

作者系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常务副主任

用大数据思维跟踪权责清单运行数据

找出改革热点与难点

范 军

推出权责清单操作平台，将改革数据最终沉淀

深圳的改革创新普遍存在着局部化、碎片化和补丁化现象，有些非常好的改革成果缺少一个平台承载和沉淀。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推出权责清单，深圳市龙岗区、罗湖区和福田区率先推出了权责清单，今年上半年深圳市各政府职能部门也陆续推出了一批权责清单，通过全面清理政府部门职权、职责，制定“权责一致”的“权责清单”，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推动流程再造，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责任边界，促进政府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权责清单包括职权职责目录、职权职责信息表、运行流程图，清单公布后各部门严格按照清单的权责事项和流程规范运作。事实上，权责清单解决了政府、市场和社会所有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分配的问题，建议把权责清单的管理作为整个深圳改革的操作平台，如果所有的改革结果都能回归沉淀到这个平台上来，继而在这个上面不断地完善和调整，无论领导层如何变动，最终的数据都能沉淀下来。

及时对权责“量血压”，为改革提供现实指引

建议形成一种制度，对权责清单上所发生的每一项权和责的数据都记录。把网上办公、网上审批等整个过程全方位数据化。政府的每一个行政许可、裁决和执法，所发生的数据就像人类的血压一样，记录下来后精准测算出行政的运行规律与成本。采取大数据的思维，每月编写“权责运行报告”，比如哪一个办事人做的事多，谁和谁发生的关系最强，谁受到的处罚最多等等。找准问题，通过权责清单运行数据的跟踪，做比较分析，找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通过对数据的比较，能够把权责清单限定在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上来进行运行。

目前的权责清单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做的，上位法有很多的限制，我们通过权责清单的运行和数据分析反馈回去，决定去优化和修改哪些方面，通过深圳的立法权去对立法权做改革，立法权有数据的支撑，这是根据“血压”和“温度”反馈来的，并非个人或某个部门拍脑袋去做。

利用新媒体手段，提高权责清单的社会认知度

尽量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以及各种智库的力量，对权责清单进行全面解读和详细翻译。权责清单过去站在政府角度出台，但老百姓看不懂，很可能仅仅沦为一个内部的规则。建议编写一个以公众、企业为中心的读本，扩大社会的知晓度、认可度、执行度和参与度。如果把权责清单作为一个很好的操作平台的话，改革可能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沉淀和新的思路与方式。

作者系深圳市公众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改革建言》是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编印的内部参考资料。稿件来源为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的项目和成果，如“改革30人论坛”、“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深圳改革创新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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