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建言 总第5期：开幕式和主旨演讲

新常态与制度创新

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专刊二

本期要目1

需求是创新的驱动因素

朱棣文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能源部原部长

抓住调整契机，加强经济转型

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强化中国金融监管创新

尹中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深化改革

任志强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会长

需求是创新的驱动因素

朱棣文

当我们建立伟大的公司、伟大的创新企业的过程中，也要尝试做一些事情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之前在斯坦福的时候做一些研究和研发的工作，我们开始思考一些新的点子，目前已经在申请五个最新的专利。2013 年我从美国政府回到了校园，开始和朋友共同去打造一个公司，它研究小分子空气中小颗粒的过滤，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PM2.5 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过去五年，我们在制药行业、医药行业已经发现PM2.5 是非常危险的，它相当于一个人一天要抽一包烟的量，甚至要比这个结果的危害更严重。我非常乐于在PM2.5 方面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能够让中国的普通人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机会呼吸更好的空气。我们也希望像中国这样美丽而伟大的国度能够不断地崛起。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相信我们所取得的并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也能够诞生很多伟大的领袖，在过去几千年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将能够重新成为全球创新界的领袖。

对于一个小的企业而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创新背后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大家也知道我在清洁干净的空气方面看到了需求，尤其是上海、北京或哈尔滨，一年差不多1/4、1/3 时间，空气都需要好好清洁，无论是户外的环境、楼宇或学校、家庭都需要有更好的空气，这也是创新的一部分。它背后的动力是创新出来的东西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祉和庇佑，我并不在乎它能够挣多少钱，但希望更少的人受到PM2.5 的影响。

我支持中国的领导者，支持中国的变化。我们不仅希望国家经济繁荣，也希望能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能够让水和空气变得更为清洁。我看到了中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与努力，尤其在清洁空气方面。

很高兴来到深圳，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经验，我所成长的地方从加州伯克利大学、包括斯坦福、包括硅谷，这是我一路走来的人生，我也在美国的能源部担任过几年的部长，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希望能够对中国有一些帮助。

作者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能源部原部长

抓住调整契机，加强经济转型

樊纲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连续4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为负，上一次0 年代的时候是31 个月,还有债务问题，等等。这些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周期过程当中低迷时期的情况。经济波动的情况不断变化，要随着变化的情况及时地调整政策。处在相对过冷的通货紧缩情况下，应该及时退出紧缩的政策，要果断调整结构。

充分认识调整时期的积极作用

第一个作用，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经济过热的时候没人被淘汰，谁都有碗饭吃，大量的过剩产能和过剩企业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到了现在各个产业都开始真正整合了，一些效率低下的企业被淘汰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很多的机制，有些机制抵制了这种淘汰。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地方的企业。地方政府为了GDP 等，通过补贴支撑了一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抵制这种淘汰过程。我们应该积极促进这种淘汰。政府这时候的作用是托底，社会政策托底，使产业优化的进程能够尽快发生。

第二个作用，在低迷时期大家对提高效率、提升自己的能力，提升产品的质量等，有更多的重视。经济过热的时候鱼目混杂、泥沙俱下，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因为价格下降，企业不景气，我们要更加关注成本、更加关注效率。

前面两个加起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而且会有很积极的成果。在2001 年和2002 年时，上一轮调整到了尾声，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通货还在紧缩，价格还在下降，但是企业的利润开始增长，因为利润增长，企业的投资开始增长。那个时候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有效降价》，降价是因为成本下降，不等于利润不增长，不等于效率不提高，不等于投资会下降，这就是调整的结果，我们要积极促进这种调整、促进这种效率的提高。

第三个作用，注重专业化的作用。以前过热的时候听到的声音都是“多元化”，各个行业都能挣钱。现在要提高效率，要提高质量，大家发现还得走专业化的道路。一个产业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现在正处在兼并别人的地位上，而那些东张西望的企业，多元化的企业，现在正处在被别人兼并的位置上。这个过程使大家认识到，做企业还是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才能跟世界竞争，才能有世界的品牌。

结构调整是关键。14%增长时候的结构，后来2010 年10%以上增长的结构，那一定是投资过多，房地产泡沫。而现在那些东西正在逐步弱化，一些新的产业在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加上收入水平也到了一定的程度。今年第一次服务业超过GDP 的50%，消费品现在增长仍然比较正常，与消费相关的各种产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

长期的历史性的结构调整也有周期性，在周期过去以后、过热过去以后结构的调整。老有人说现在不可能有过去那么多需求了，但支撑7%—8%的需求还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今后几年仍然有保证这个增长的这些需求。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创新意识反倒比较强，我们的创新热潮一大部分也是改革，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册制、自贸区等等，使得现在企业、个人都更多地想创新了。现在大家逐步看到市场是波动的不是都有保障的，需要用更多的创新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

现在低迷时期反倒可能是创新增长的过程，而这种创新加上体制改革，包括前面说的优胜劣汰、提高效率、专业化、创新，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下好的基础。

作者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强化中国金融监管创新

尹中卿

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和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我国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化，金融机构“跨行业”越来越多，金融产品“跨领域”越来越多，金融业务“跨市场”越来越多，互联网金融“跨平台”越来越多，地方金融“跨区域”越来越多，金融市场“跨国界”越来越多。这对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带来重大挑战。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股市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有效应对金融跨界融合趋势，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金融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我们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第一，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从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及其派出机构之间职责不清、监管标准难以统一规范，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协调合作存在很多问题，既容易出现监管漏洞，也容易产生重复监管，更容易出现相互争权，或是推诿扯皮的现象，监管成本高但效率不高，并且为监管套利留下空间。为了应对金融跨界融合趋势，迫切需要改革并完善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从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当然，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全国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充分发挥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在适当时候由国务院总理或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担任“部际联席会议”主席，将成员单位扩大到发改委和财政部，进一步提高协调层次，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强化统筹监管。待条件成熟之后，可以考虑把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为统一的综合监管机构，设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隶属于国务院的“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同时，还要划分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健全和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框架。按照现行体制，保监会设到省级，证监设到省级或地市级，银监会设到地市级(部分在县设监管组)，人民银行设到县级，许多涉及地方金融的监管职责都交给地方政府承担。目前，全国31个省级政府、20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政府、多数县级政府都成立了金融协调机构，形成了以省级政府为领导、各级政府金融工作（服务）办公室为主、有关部门参与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有助于填补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为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加强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对地方金融监管的指导，同时提高地方政府监管能力，在源头和终端确保跨地区无缝监管。

第二，完善金融监管模式：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在传统分业监管体制中，主要采取机构监管模式，也就是按照不同金融机构类型划分金融监管对象，不同的金融对象由不同的监管机构管理。在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条件下，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监管机构集中精力对各自所负责的金融对象进行监管。随着金融业务界限日趋模糊以及不同金融机构功能一体化，就需要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也就是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划分监管对象，实施跨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凡是同一业务活动、同一产品或者服务，均归一个监管机构监管。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之后，金融监管对象由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转变为特定类型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和金融行为，可以适应金融不断创新的需要，把新产品、新业务、新行为、新机构及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之中，有效地解决综合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有利于节约监管资源，提升监管效率。完善金融监管模式，需要适应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主流趋势，统筹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统筹对支付系统、清算机构和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切实维护金融体系安全。

第三，转变金融监管重心：从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我国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审批、现场稽查、合规性监管，重审批、轻管理，重传统存贷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对日常的风险性金融监管尚未全面展开，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监管严重缺乏。随着金融市场迅

速发展和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也随之增大，需要创新监管方式，改进监管手段，采取现场稽查与非现场监管并重的现代监管方式，由合规性监管转向过程控制和风险性监管。金融监管重心需要围绕风险监管展开，逐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评价机制、风险化解机制、风险隔离机制。在实际监管中，监管机构要以非现场监管为重点，完善非现场监管网络，改善非现场监测的方法和手段，全面准确了解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要加快金融监管电子化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和信息网络，通过全覆盖收集、核对、整理数据，进行风险分析监测、风险评价和判断，适度披露金融信息。要选定和完善风险指标体系，对金融非现场监管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多维分析，不断提高风险预报能力和水平。要明确界定金融机构经营者、债权人、监管部门等各利益相关主体权责义务以及市场退出的具体标准、程序、债权债务清偿原则，强化监管职能的评价制度和绩效考核，严厉追究违法金融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打击金融犯罪，防范系统性地区性金融风险。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深化改革

任志强

改革改的是什么？改革首先改的是认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改革的序幕，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要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批判过去的一些认识论上的错误，才能用新的认识论的方法去讨论改革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用原来认识论的一些理论去约束改革的话，改革是无法开展和进行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两个词能够连在一起，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前提也是认识论，解放思想是要脱离原来的束缚，而实事求是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是依据原有的理论去约束，而是依据实践来检验。很重要的认识是恢复人性。恢复人性是提高人作为生产要素的基本条件的基础。当人发挥了最大努力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经济才能进步和发展。由于我们没有完整的新的改革理论，所以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没有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摸着石头过河了。

摸着石头过河告诉我们可以去试验，如果试对了我们就改，就像三资法。1979 年出现的三资法，实际上是出现在宪法修改之前，但是他对土地的利用和出让，以及使用都作了一些新的约束。所以82 宪法是按照79 年的三资法进行修改的。这种试是我们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我们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是在国有经济性质不进行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恢复人性，改变了人们对于利润的索取。或者是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把收益权彻底改变了。用土地承包的办法让土地性质不改变的条件下，把收益改成了从利他改成了利己。这种利己的收益权促进了人的积极性，让人在改革之中或者是经济发展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提出的是企业性质没有改变，但是用企业承包制的办法让企业的收益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这些企业的收益权随后出现的是打破社会主义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初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公”来约束整个企业、整个经营，或者是整个人的思维方式。但改革之后，恢复到了人性基础，用这样一个方法体现了人作为生产要素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几年我们提出的是“保4 争5”的GDP，但实际GDP 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保4 争5，迅速发展，就是人的要素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92 年小平先生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更进了一步，在不改变原有国有所有制的情况下，提出了“允许非公经济的产生”。非公经济从补充到允许存在，到两个毫不动摇。为什么会形成“毫不动摇”，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有两个“毫不动摇”，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的经济。一方面是国有企业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做大做强，另外一方面是经济下滑的时候民营企业冲上来替补。这种情况也许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至少解决了国有企业巨大的亏损问题。今天我们看国有企业在总的税收、总的就业、总的产品供应的数量上等等，大约都在20%左右，或是低于20%。而更多的实际上已经被民营经济所替代了。恰恰是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刺激了人对经济的追求、对利润的追求和对资本利益的追求，因此我们也保持了连续十年的高速发展。

第三个阶段加入WTO。这样一个发展进程又给了我们中国近十年的高速发展。也是从认识论开始，我们到底能不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其他经济融为一体。过去我们是有很多的“墙”，但我们逐渐把这些墙打破了。从利公、利他到利己，这样一个认识的转换过程，也许是对人的作用影响最大的部分。

近两百年来最大的改变是工业革命，比如蒸汽机、电、互联网。工业革命让人在近两百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第二可能是管理技术的革命，比如计件工资、流水线等等，大大提高了经济的效率、生产的效率。第三是激励机制，用激励机制来替代我们在制度管理上出现的纰漏，用激励机制来约束人们在一个共同的条件之下，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所以当这三个发展阶段，我们把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管理引用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济都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

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中不争论、不强化姓资姓社的问题时，思想恰恰获得解放，而解放的思想也带来了中国技术上的创新和管理学上的创新，让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因此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是“创新”。什么样的条件能创新呢？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走在市场的前面，任何一部法律也不可能走在市场的前面，因为政府永远不可以预知未来的创新是什么，新的东西会出现什么。法律不能提前和约定那些新出来的东西，制度一定是落后于创新的。怎么办呢？重要的恰恰是当我们的创新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制度能为创新打开一道大门。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如何解决好监管中的冲突，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认识问题，所以要解决好我们认识上的一些过去没有过或者是现在仍然存在的矛盾性的东西，就要继续解放思想。如果解决不好这样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也许我们就会面临更多的困境。今天，我们说改革在路上，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找到实现自己“中国梦”的认识路径。

1 根据各位嘉宾在2015 年11 月13 日大梅沙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及演讲整理。

《改革建言》是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编的内部参考资料。稿件来源为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成果及举办项目成果，如“改革30人论坛”、“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深圳改革创新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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