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时期

10月18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原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做客我院智库报告厅，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与长期增长前景”的演讲，张思平主持活动并致辞。

韦森教授从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与长期走势、短期中国经济的总体风险、合意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讲解。韦森说：尽管自2016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些反弹，今年全年按照统计局的数字可能会达到6.9%，但是这改变不了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中国经济正字进入一个中高速增长的时期。但他表示：“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中国经济即使降到6%甚至5%，从人类社会现代和当代历史上看也是一个高速增长。我们应该顺应这个自然的趋势。”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韦森认为中国企业面临4大挑战：

——劳动力成本在上升

——人民币实际不断升值

——政府税收不断攀高

——企业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奇高

在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来看，韦森认为，经过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后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故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一个自然现象，不能再期望生产更多的钢铁、煤炭、石油、汽车，建更多的大楼、高速公路，和埋更多的钢铁水泥来拉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了。

同时，靠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速也将是不现实的了。因为，经过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完成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过程。城镇化从历史上来看是工业化的结果。如果工业化减速，城镇化也会减速。为什么判断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很大了，几百种产品都是世界第一了，中国的钢铁、水泥、煤炭、电解铝、造船吨位很多都超过世界总产量份额的40%甚至一半以上，从而出现大量产能过剩，几乎各行各业产能过剩。这几年的去产能，也没有改变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就要进一步进行逆周期的加大投资，采取进一步的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是不是现在还要靠更大规模的投资来确保中国经济的增长？去年11月我在东京的讲演中曾讲过，没有现在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还会今天我们6.7%以上的经济增长吗？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这几年，连续三四年，我们全社会的固定资产完成额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这么大的规模的投资，还能继续加码吗？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2年到2016年这5年间，我们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就接近250万亿了，250万亿的投资才保持了6.7%的增速，我们才有五、六万亿的GDP的增量，这种模式能继续下去吗？

但是大家请注意，这几年，我们国家的投资在加大，每年都有超过60万亿的规模，但固定资产投资在GDP的贡献却在下降，消费在GDP的贡献在上升。大家不要忘了背后的故事是我们的投资规模是那么大。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投资越来越没效率，也说明我们经济的靠这种模式增长所付的代价是越来越大。

由于我们中国投资资金来源或者说的融资不是靠一级市场，不是靠债券市场来融资，而主要是靠银行贷款。这种不计后果靠基建投资保增速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会不断地从根本上积累和加大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且把金融风险越来越积压到中国银行业上。

在这种整体格局中，全社会还在猛增投资，银行贷款还在猛增，还在加杠杆。这种情况能延续下去？如果我们目前这种增长方式继续下去，在未来我们面临着什么？近两年，大家都在谈论金融风险，谈论“明斯基时刻”，谈论“灰犀牛”。在我们面前，有多少头“灰犀牛”正在向我们冲来？

一国的经济增长，从技术上来说，主要靠什么，还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TFP。前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都是TFP高速增长的时期。那反过来，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的TFP也在下降。如前所述，全球TFP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这说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速还会往下行，不会像现在一些媒体经济学家所判断的会回到超高速增长。最近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确实在回升，但这应该是一个短期的补库存现象。

尽管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已经很大，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在目前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但是韦森也认为，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没有大的整体金融风险。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有三个保险杠：

1，到2016年12月底，中国本外币存款余额155.5万亿元。关键是目前我们的经常项目仍然是顺差，从宏观经济学理论上说，中国经济目前在整体上是储蓄大于投资，不大像美国2007～2008年大危机之前是投资大于储蓄，故短期还不大像是会出现2008～2009年那样会出现次贷危机。

2，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大致为3万亿美元上下。

3，目前我们商业银行法准金仍然高达16.5%（中小银行13.0%）的高位，扣押下来超过25万亿元上下的法定准备金。

因为中国企业的债务杠杆主要存在形式是银行贷款，中国人的大部分金融财富又都存在银行中，只要银行不出现大规模倒闭，中国经济就没有大问题。

韦森在演讲中提出三条宏观政策与改革建议：

1，财政政策：应考虑“总量减税”

2，汇率政策：尽快抛弃中国“不打汇率战”的陈旧和过时思维，让人民币汇率随国际市场需求而浮动。人民币随国际市场需求贬值整个来说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外贸出口

3，货币政策，现在最合宜的宏观政策不是保增速，而是防风险；去杠杆千万不能紧货币，宽货币才能平稳去杠杆。

在演讲的最后，韦森给出几点结论是：

——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是个必然趋势，全社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再期望中国经济增速再有V型或U型反转。尽管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是未来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速还可能还会继续下行。

——中国经济体内可能已经存在巨大的“信贷泡沫”了。在各行各业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或言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要提前预警中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现在政府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保增速，而是防范整体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方面，CPI在在2%以下，PPI多年为负，虽然2016年第三季度后有些回升，而企业负债和还款还息负担极重。货币政策理应进一步宽松。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的情况下，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贷款资金流向财政部和发改委新批的十几万亿的PPP项目，只会加杠杆，而不会减杠杆或稳杠杆。进一步降准降息又会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结果了就导致央行货币政策左右为难。

——汇率政策方面，随热钱外流，结汇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减少和外贸出口放缓，让人民币随国际市场的供求而浮动。短期中国人民币汇率会进一步企稳，但如果放开汇率，进一步贬值应该是个大的趋势，且人民币贬值整体上有利于中国的出口企业。

——财政政策方面，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很高了。应考虑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2016年7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进入减收阶段，并确立了未来要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现在关键问题是财税部门能不能落实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如何落实。减税才能促使企业增加外贸出口，增加就业，才能提高居民消费比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减税将来才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最后韦森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建设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

——只有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道路方向清楚了，企业家才会有信心做长期投资，才会进行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民间投资才会自然增长，中国经济才会真正走向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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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智库报告厅”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其仁，以及著名学者许纪霖、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等发表演讲，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