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二十年
编者按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被纳入国家战略，也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二十周年。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建设的机遇面前，全面认识“一国两制”有着重要意义。
本报告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从制度、体制、机制、管理和政策创新的角度，研究大湾区未来的方向、功能和前景，探讨如何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真正实现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全球一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最发达、最文明的大湾区的目标，并提出一些建设性、长远性、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供国家有关方面参考。
▌今日起，将连续十天推出本报告的精编内容。
今天推出的是第一篇：《“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二十年》。
“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二十年
在过去二十年，港澳的繁荣稳定、珠三角的快速崛起与“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建设中，“一国两制”也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01“一国两制”是回归后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
“一国两制”是我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港澳管理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不仅有利于保护香港过渡时期的稳定和1997年主权的平稳移交；有利于保障香港的人心稳定和经济繁荣；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全局；还有利于中国在学习和借鉴中，逐步走向富强、文明、民主、法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回归二十年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依然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仍然是全球经济最自由、开放的地区，仍然是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仍然是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法治最完备的社会；仍然对中国改革开放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香港位居全球金融中心三甲，图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而在香港先例的作用下，澳门顺利回归，并在十八年来保持着基本的繁荣稳定。
02“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城市群快速崛起的制度红利
二十年来，珠三角九城市在香港的辐射带动下，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转变，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占整个广东省的80%，1998年到2016年，广东省GDP从8350.88亿元增长到79512.05亿元，增长了10倍；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区，增长了15倍，与香港经济总额等量齐观，已经成为1800万人口的国际性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
1998年，深圳GDP为1534.72亿元。
2016年，深圳市GDP为19492.60亿元。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分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体制红利、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红利，以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红利的结果，更是因为占据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分享了“一国两制”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红利。
03“一国两制”正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繁荣发展的制约因素
香港回归二十年来，“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促进珠三角经济崛起的重要制度红利。
但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一国两制”又是进一步促进包括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城市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繁荣、合作、融合的约束条件和制约因素，对香港和珠三角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图为主权交接仪式。
▌从香港的发展来看
香港回归二十年虽然基本上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维持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国际地位，但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不用说与珠三角经济两位数迅速增长无法相比，即使同在1997年回归前大体同等发展水平的新加坡相比，也显然落伍了。
2001年，新加坡GDP仅为香港的一半左右
2010年，新加坡经济总量超过香港，人均GDP达到5.5万美元，而香港大体在4.2万美元徘徊。
香港不仅在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香港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高水平服务型经济体，经济腹地对其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在香港回归和中国加入WTO之前，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和桥梁，整个中国内地实质上都是香港服务的经济腹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内地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直接，香港的经济服务腹地逐步缩小，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在减弱。
因此香港持续的繁荣稳定，维护在国际上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战略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扩大经济服务腹地和发展空间，为其金融、贸易中心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香港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图为香港时代广场。
▌从珠三角发展来看
香港回归后，珠三角也保持了二十年的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也遇到了新的瓶颈。
过去珠三角经济崛起所依赖的四个方面的制度红利，都在不同程度的弱化，甚至逐步消失。
• 市场经济改革方面
在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包括珠三角九个城市在内，广东与内地相比基本上失去先行一步的体制优势，广东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改革创新领域乏善可陈，靠“吃老本”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广东各级的领导干部在新的改革时期丧失了广东敢闯敢试的优良传统以及应有的历史责任感。
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少了主动的谋划和思考，多了被动的照抄照搬；少了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多了消极落实上级部署；少了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多了从文件出发、上传下达，失去了广东改革几十年来应有的使命和担当。
位于深圳市委大院门前的拓荒牛雕像是深圳开拓精神的象征。
从客观上讲，近几年，随着中央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各级官员的问责更严，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各种廉洁要求的同时，官员的合法权益又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影响了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
广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不同层次的敢闯敢试的改革家、改革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深港西部通道。
• 对外开放方面
广东作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但随着加入WTO对外开放红利的逐步消失，广东对外贸易从2013年起已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近万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9407亿美元。
在国家部署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中，国家并没有把发挥珠三角毗邻香港的优势放在特别的位置上，而是仅仅划出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各一小片地区，与上海、福建、天津自贸区一样，进行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程度有限的自贸区试验。
粤港澳大湾区内现有的前海、南沙、横琴三个自贸试验区。
• 经济增长方面
随着我国本世纪初十年高速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广东的经济增长也结束了十多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2011年起，经济增长下降到8%左右。
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以及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传统制造业产业升级缓慢，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还没有完成。
• 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方面
在这一方面，同样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着新的突破。曾经为珠三角经济崛起提供制度红利的香港“一国两制”，从某些意义上讲，已经成为珠三角进一步繁荣的重要制约。
2014年，香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
综上所述，在香港回归二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遇到新的问题：
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更好地发挥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功能，急需扩展其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注入改革开放新动能。
因此，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一国两制”原则下，进行制度创新，开创粤港澳经济社会合作和联系的新模式，解决好香港发展的扩展空间和珠三角发展的新动能问题，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加快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有利于继续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珠三角大湾区区域合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充分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促进珠三角的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再迈出新步伐。
应该说，国家在香港回归二十年之际，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列入国家战略，提出打造国际一流的大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对港澳地区和珠三角以及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文中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广东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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