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深圳改革人物徐景安：推动中国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的改革先锋

改革老将徐景安，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参与起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他以参与者的身份亲历了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项改革。

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在改革第一线推行股份制改革、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发展，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景安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位老将。

从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参与起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起，他以参与者的身份亲历了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项改革。

1987年调深圳市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又在改革第一线推行股份制改革、国企改革、股票市场发展，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01

「力推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企业改革方式的争论如火如荼。

由于当时中国金融市场起步不久，人们对股份制缺乏了解，因此对股份制改革的争论是最激烈的，反对的声音也最大。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是股份制的坚定支持者，面对强大的反对声音，徐景安认为：

与其在北京争论，不如下去进行试点。

1987年底，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邀请徐景安出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时，徐景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87年，在就任深圳体改委主任之前，徐景安曾以国家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沧州、湖州和温州做推动试点工作。图左三为李灏，左一为徐景安。

来到深圳，徐景安如鱼得水。

在时任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的支持下，他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改革，在深圳一步步推行。

深圳与内地不同，为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大多采取股份形式。截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企业处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

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之前，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这5只股票已经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史称“深市老五股”。

当时搞股份制改革是需要勇气的。

为了万科能成功上市，徐景安可谓是“上窜下跳”。

当时万科是特发集团的下属企业，徐景安一边找李灏同志寻支持，一边要去做特发集团领导的工作，还要到万科做动员，为万科发行股票搞推销。

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

到1990年3月，深圳股市开始热起来。当时只有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要到营业点排队，营业点人头攒动，股价飙升。

深发展给了很多老股民第一桶金。

以今天来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IPO就可以了。但当时中央政府认为5只股票已经让全国如此躁动，继续发股票风险太大，要求把股票价格压下去。

在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主持下，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规定股价日波动不超过10%，后来改为5%，再后来改为1%，但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黑市交易。

徐景安作为深圳证券领导小组成员，一边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继续发行股票，一边去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汇报。

当时国务院领导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

徐景安说：

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

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

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

北京总算被说动，允许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在李灏同志的坚定支持下，1990年12月1日深圳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徐景安任副理事长。

人们常说：“深交所是先生孩子后领证。”图为红马甲们用人工手写的白板竞价。

对于当时深圳的股份制改革与股票市场，不少外国人不理解。

有一个代表团到深圳考察时提出疑问：深圳才搞了5家上市公司，这对全国来说有什么意义？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的改革很关注，但是对搞深圳特区、对搞试点都不赞成，觉得这是“温室里的花朵”。

1992年徐景安去美国开会，世界银行的一位副行长与会，借此机会，徐景安对世界银行提出批评：

“深圳和深圳股市的意义就是示范，成功了就可以推广。”

实践证明，试点是有意义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截至2016年底，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已超过3000家，年产值近30万亿元，总市值逾52万亿元。

作为中国大陆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深交所与中国证券市场共同成长。

02

「产权转让、企业破产的改革试验」

徐景安刚到深圳就提出：

“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效益好的企业要搞股份制、上市；效益差的企业就得转让、破产。”

当时国有企业的现状是只生不死，一大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不得不由政府补贴。

徐景安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国家的，亏了消耗的是国有资产，你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你！”

1989年徐景安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经深圳市领导批准，以市政府文件下发。他提议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

1992年市体改委下发了《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提出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实行强制产权转让。

有了政府法规，就要推行。改革目标首先锁定位于八卦岭工业区的深圳市装饰工业总公司，其下属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1990 年4 月，深圳首次公开出售市心乐沙发家私厂、市心乐金属制品厂、市心乐床具厂和市心乐木家具厂这四家国有企业，允许国内外企业和个人购买，开创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先河。

有一些老同志对国营企业留恋，不论运营状况如何都不允许转让。在1990年4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徐景安直接当起了“新闻发言人”，为改革“释疑”。

他指出深圳向国内外公开出售企业，是为了打破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生产要素凝固、僵化的局面，通过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去兼并或购买经济效益差的企业。

一方面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流动，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促进产业、企业和产品结构的合理化。

同时，通过公开出售企业，建立淘汰不合格经营者的机制，使生产要素从经营水平低的经营者手中流向优秀经营者手中，向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

“发展才是硬道理”：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然而有很多人提出疑问，收购兼并是否是私有化，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

徐景安解释道：“由实物资产变为货币资产，再用这笔钱去建设电厂、码头、铁路、高速公路，依然是国有资产。我国现状是国企太多，而缺乏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国企转让是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

1993年2月，深圳成立产权交易所，这是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1993年，深圳共有65家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

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徐景安还推行了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规定下列企业实行强制破产：

• 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

• 已停止经营或基本停止经营，确无可能清偿债务的；

• 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整顿无效的。

国企宣布破产一般情况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受理”。图为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但这项改革阻力大、难度大，又麻烦、又得罪人，谁也不愿插手，法院也不愿意接受。后来，经过多次协调，终于接受了。

1992年深圳共有1家国营企业，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实施破产处理。

03

「 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980年至1986年，深圳市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基本上沿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1987年7月，深圳市政府成立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专门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兼有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职能，代表市政府对市属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管理。然而这一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

徐景安看到了这一弊端，他认为：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和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

必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1988年5月，徐景安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文中建议：

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

分解投资管理公司职能，资产管理职能收归资产管理局，投资职能由投资公司承担，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

投资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载体，承担资产增值的责任，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

这个设想显然削弱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权限，给改革带来了重重压力。徐景安顶住压力，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

最终，深圳市领导接受了徐景安的建议。

1992年9月深圳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996年市属国有企业分别由建设控股、商贸控股与投资管理公司经营管理；

2004年改由深圳市国资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国有企业。

这些改革解决了原来存在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等问题，重新塑造了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04

「 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过去我国企业一直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外资，但是这种旧的企业制度产权关系不明确，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尤其是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企业所有制改革迫在眉睫。

1992年，徐景安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建议将按所有制划分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但这项提议受到了激烈的质疑和斥责。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改变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所有制形式的做法是违宪的。

面对种种压力，徐景安说：

“中国改革一直是违宪、护宪、修宪的斗争。中国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

1993年制定订的《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财产责任清楚的现代企业制度。

至此，深圳按所有制形式建立的企业制度，逐步改为新型的规范化的企业制度。

05

「制定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随着企业改革，人员流动不可避免，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新加坡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了他很大启发。

1989年由深圳市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时任工作小组组长的徐景安决定参考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账户与共济账户，当个人账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账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

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

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

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徐景安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制订该方案时没有涉及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支持，更没有研究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忽略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时隔10年之后，徐景安发表文章指出：

对城乡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首要的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体现，政府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的长远规划。

1993年徐景安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创办了中国幸福研究院、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等机构。

他换了一个观察社会的视角，开始以民间姿态观察以深圳为先锋的整个国家的变革，继续为推动中国的改革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9年4月，徐景安创办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一家主要通过热线电话为人解决情绪危机的民间公益组织。图为徐景安在“21世纪GNH国民幸福国际论坛”上发言。

从体改委主任到情感护理中心主任，人们总要问他：“为什么跨度这么大？ ”

当年极力为市场经济松绑的徐景安回答：

“过去，我做的是股票市场、股份制，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上的不足；现在，我是在弥补社会治理上的不足。”

徐景安一直自我定位为“编外体改委主任”，以推动中国的新改革为己任。

｜经典语录｜

深圳今天的成就，主要不是靠特殊政策，而是创新精神。

图片来源于本人供图和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参考资料：

1.徐景安，《我所参与的深圳改革》，2012

2.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深圳股票市场》，2007

3.徐景安，《全面深化改革应明确目标与主线》，2013

4.徐景安，《执着追求 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2009

5.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专题史》，2010

6.黄挺，《我亲历的广东国企改革》，2014

7.张国《中国青年报》 记者 ，《体改委老主任拒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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